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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向榮
四大國有商業(yè)銀行和交通銀行6月開始對銀行卡ATM跨行查詢收取每筆0．3元。消息一經披露，群眾普遍指責這是霸王收費。更有全國人大代表黃細花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緊急建議，要求暫停此項收費。7月4日，上海市民鄧維捷就跨行查詢收費一事將建設銀行、中國銀聯(lián)股份有限公司等四被告告上法庭，要求取消銀行卡跨行查詢收費，同時返還其銀行卡
跨行查詢手續(xù)費人民幣1．5元。（《第一財經日報》2006年7月6日）
案件剛剛立案，審理結果還不可預料。但可以肯定的是，上海市民鄧維捷的起訴，將在我國的法治建設道路上留下印記，這樣的訴訟無疑具有特殊的意義。因為銀行與銀聯(lián)擅自收取跨行查詢費的行為，既違反了已向客戶作出的免費承諾，又違反了《價格法》的有關規(guī)定。
美中不足的是，將銀行與銀聯(lián)告上法庭的，是一個普通市民，而不是民間組織。因為，與市民個人的單打獨斗相比，民間組織不僅具有專業(yè)知識方面的優(yōu)勢，而且具有訴訟能力方面的優(yōu)勢，更有力量與強大的銀行搏弈。
像這種具有公益性質的訴訟，在歐美等發(fā)達國家大都由民間團體等非政府組織提起，這使得訴訟的公益性更強、影響更大、效果更佳。因此，我們也期待有民間組織參與跨行查詢收費訴訟。
這樣的期待也許在目前的中國還不太現實。這是因為，在我國，民間團體等非政府組織的發(fā)育還很不健全，特別是長期以來政府一統(tǒng)天下的體制，使得非政府組織缺乏生存的土壤。
雖然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和改革開放的深入，非政府組織得到了一定的發(fā)展，特別是我國加入WTO之后，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嚴峻形勢迫切需要非政府組織的興起。但目前，非政府組織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仍舊十分弱小，遠遠沒有發(fā)揮應有的作用。
像上述案件，甚至很難找到相應的民間團體來承擔起起訴的職責。比較靠近的消費者權益保護協(xié)會雖然也是民間團體，卻一直掛靠在工商部門，有的工作人員就是工商部門的干部，使得其不可能代表銀行卡的客戶提起訴訟。
更何況，我國還沒有一部規(guī)范非政府組織的法律，民間團體的權利義務沒有完全厘清，也沒有完全建立起公益訴訟制度，這使得民間組織提起類似的訴訟難上加難。
然而我們相信，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入，非政府組織必將蓬勃發(fā)展并將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提起公益訴訟，制約壟斷行為，切實維護民眾的權益，非政府組織必將大有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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