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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對話:工行改制提升財務實力


http://whmsebhyy.com 2006年07月05日 09:04 中國證券報

  主持人:本報實習記者 周明

  嘉 賓:劉煜輝 社科院金融所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研究員

         伍永剛 國泰君安行業分析師

  7月5日,工行終于提交了上市前最后一張“考卷”。這份年報能給“閱卷人”怎樣的驚喜?如何評判這份略顯遲到的年報?本報記者就此采訪了二位專家。

  財務實力增強

  主持人:從年報看,2005年工行的經營狀況如何?有什么特點?

  劉煜輝:2005年是工行改制年,工行通過財務重組,資本充足率、資產質量、盈利水平和風險撥備等指標大幅提高,財務實力明顯增強。

  我注意到,2005年工行的貸款僅僅增加了不到6%,明顯低于同業平均增長,可其盈利增長卻沒有受到影響。這主要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工行本來就是最大的信貸銀行,雖然信貸增長不到6%,但絕對額還是在2000億以上,同時也說明,工行貸款的流動性好,可以通過收回再發放來增加利息收入;另一個原因是,工行的中間業務和交易類業務的收入有大幅增加,提升了盈利水平。

  比較工行與中行的資產利潤率(ROA),由于國有銀行改制年通常會有稅收優惠的安排,所以比較這兩家銀行的稅前資產利潤率比較合適一些。2005年工行的稅前資產收益率為1.03%,略低于中行1.22%的水平。與國際銀行業的平均水平相比,依然有些差距。同期美國銀行業資產利潤率為1.4%,歐洲為1.3%。

  工行、中行資本充足率基本接近歐美銀行業的平均水平10%以上,但不良率依然偏高,接近5%,同時撥備計提不到100%,這可能會對未來盈利形成一定壓力。

  工行2005年度長期債券投資大幅增長,占總資產比例高達22.8%,比2004年增長了近5個百分點。長期債券投資通常計入“持有到期類”而不屬于交易賬戶,不需要計提投資的減值準備,因此不會對銀行當期利潤產生重大影響。

  伍永剛:從年報上看,經過財務重組和注資改制后,工行的資產質量明顯改善,不良貸款率下降為4.69%,資本充足率達到9.89%,工行的財務實力顯著提高。

  工行年報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資產配置結構有較大轉變,非信貸資產占公司總資產的比重過半,達到50.3%,信貸資產下降明顯為49.7%,同比下降了12個百分點;非信貸資產中,以央票和債權投資為主的投資凈值增幅達71.3%。

  資產配置結構的轉變也使得收入結構發生一些變化,其中手續費凈收入增長了28.5%,達到105.46億元,其中投行、

銀行卡、電子銀行等業務收入都有40%以上的高增長。這是一個非常可喜的變化,說明銀行絕對依靠存貸款利差盈利的狀況得到了顯著改善,對于銀行的長遠發展和持續保持盈利能力非常有利。

  規模優勢明顯

  主持人:截至日前,工行、建行、中行、交行以及其他股份制商業銀行年報均已公布。這幾家銀行的經營業績、資產質量和競爭力等方面有何特點?

  劉煜輝:與股份制銀行相比,工行等國有商業銀行的主要優勢是規模優勢,在主要的業務領域均占有絕對的市場份額,相應的其客戶資源和渠道優勢也十分顯著,這些都是商業銀行經營的命脈。下一步隨著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不斷深入,這些銀行的產品研發、服務水平、成本管理和定價能力如果能有大幅度的躍升,其競爭實力和贏利能力的提升絕對不可以小覷。

  伍永剛:通過報表并不能完全評價銀行的競爭力,應該說上述幾家銀行各有千秋。改革還在繼續中,其結果尚需檢驗。從總體來看,工行的經營業績和中行處于同一水平線上。通過注資和改制,這幾家銀行目前的資本充足率都高于股份制商業銀行。當然,目前工行4.69%的不良貸款率并不算低,還需要進一步改善資產質量。

  主持人:對即將上市的工行來說,這份答卷會帶來怎樣的影響?在上市前,工行還有那些需要改進的方面?

  劉煜輝:年報的公布向投資者更清晰地呈現了工行的經營狀況,與中行、建行相比,工行雖然2005年的盈利略低于建行和中行,但工行是中國規模最大的銀行,最大的零售銀行,遍布全國的業務網絡、客戶資源、市場影響力等等方面的優勢,定價應該高于中行和建行。

  伍永剛:工行改制以來,資產質量提高,盈利能力加強,治理結構、風險控制能力都進一步改善,當然,工行也在積極地進行業務結構轉型,這些都促使工行步入了上市快車道。但是,去年費用增長較快應該引起工行警惕,控制費用的能力有待加強。

  改制成效顯現

  主持人:結合工行此次答卷,您如何看待國有銀行改革的效果?

  劉煜輝:近些年國有商業銀行改革取得了顯著的成績。隨著外資戰略投資人的引入、海外上市,在若干制度環節(法人治理)和技術環節正在發生著積極的變化。

  中央匯金公司以及其他代表中央政府的部門(

財政部、社保理事會)的股權介入,初步形成了國有股權多元化結構,一則“剩余索取權”有了一定的監督的意義,所有者模糊問題開始逐步清晰,二則各政府部門之間也形成一定制衡;外資股權的介入,使得剩余索取動力有可能轉變為推動經營層激勵和管理技術變革的動力;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后,增加了外部約束(至少信息披露本身就是一種客觀約束),董事會逐步會成為股東權利的集合點,也就有可能成為名副其實的決策機構;以工行為代表的國有商業銀行開始著手按現代商業銀行的模式進行組織和流程再造。

  但必須清醒地看到,國有銀行體系固有“條塊結合”的金融產權安排僅靠銀行內部所有權結構的調整是遠遠不夠的。

  從近幾年的金融大案要案看,政府放棄對金融機構的行政化控制,真正告別舊體制,徹底廢除“官本位”和“行政級別”的影響,將國有商業銀行的體制和機制完全轉變成為適應市場需求的現代商業銀行的經營模式,國有銀行改制才會有質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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