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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檀
央行行長周小川近日重提企業員工尤其是銀行員工全員持股。理由有三：一，股份制改革是中國企業改革的主流方向，公司治理改革是股份制改革的核心，而職工持股計劃是公司治理改革中的重要內容；二是符合國際經合組織1999年與2004年版的公司治理原則；三是過去阻礙職工持股計劃的一些制度性負面因素已逐步消除。
曾有人評價周小川是中國最了解國際規則、最能用“世界語”與國際溝通的學者型官員，不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不會在擬成立的預算委員會中邀請其擔任委員。但受現實的壓力，周小川先生也難免出昏招，最明顯的就是支持國有股減持。
筆者擔心，這場深化公司治理結構的行動，會因變成一場新的指鹿為馬游戲，而遭到公眾的質疑。
為避免公司成為高管的個人錢囊，經合組織2004年版的公司治理盡管仍舊“關注因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而引起的治理問題”，但已經開始從更傾向公司內部的權利關系的授予、監控、制約安排，而向注重內外部的各種利益相關因素的協調轉變。加強原本弱勢群體的力量，形成互相牽制的均衡力量，才是經合組織所關注的重點。
因此，經合組織強調的是，“提高員工參與程度的機制應當被允許發展。”還特別補充道：“利益相關者，包括個別員工和他們的代表，應該能夠自由地溝通他們關于對董事會違法和不道德行為的看法，在做這些時他們的權利不應受到損害。”“公司治理結構應當被一個有效的破產機制和債權實施機制所補充。”
這樣的條款體現了對于利益相關者參與治理權的尊重，但無法推導出，企業應該實行全員持股。如果這樣，那些債權人、供應商是否也應該要求持股？在沒有相應法律保障的情況下，企業職工持股就能增加發言權么？恐怕未必。如果真想加大員工的發言權，給予他們更好的養老保障等措施顯然要實在得多。
為避免此類誤會，經合組織特意解釋員工持股計劃只是其中的一個選項，關鍵是通過這些架構抑制公司內外部的權貴勢力。
所幸，周小川先生強調要認真地、冷靜地、超脫常規地來解讀歷史。但從目前國內的職工持股現狀來看，所謂全員職工持股最大的可能性是，按照在公司中的級別決定不同的持股量，這樣的做法是借著全員持股制度加強了公司權貴階層的力量，異化為公司權貴的進身階梯，與經合組織推出保護利益相關者的條款剛好南轅北轍。
而另一個更大的攔路虎是，企業員工憑什么用股權的形式部分享受理應屬于全體國民的國有企業產權？此法果真可行，是否意味著全部國企都可以用全員職工持股的辦法全部或部分實現私有化？建行的30萬職工持股計劃曾被侯寧質疑為“監守自盜”，言猶在耳，應者不少，但似乎新政又來。
周小川先生面臨著沉重的金融改制與不良貸款的壓力，以全員持股計劃分攤壓力倒不失為應急之法。但應急之法不是治本之策，其與經合組織的公司治理原則的區別就像鹿與馬一樣明顯，想靠忽悠過關十分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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