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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學起于思，思源于疑”。在中國金融市場開放中，2005年有一個最引人注目的市場動向就是外資入股中國銀行業，而在此間出現的“國有銀行是否被賤賣”的質疑對于促進國內銀行業的健康發展具有積極作用。
南宋哲學家陸九淵有言：“為學患無疾，疑則進也”。“跳出爭論”和“超越爭論”成為了此次對巴曙松采訪的主題詞。
國有銀行股權“賤賣貴賣”之爭實際上是一個十分表面的問題，而定價差異實際上是監管制度、會計制度的差異等導致的。根本性的問題是監管機構如何完善對外資入股中資銀行的監管制度，銀行如何真正做好公司治理
本報特約記者 易藝 發自上海
《第一財經日報》：在外資大舉買入中資銀行業股份的時候出現了“賤賣論”的聲音，如何理解“賤賣”這種說法？
巴曙松：韓國和日本等國的銀行市場開放中也遇到過同樣的情況。這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開放銀行業時都會遇到的情況。對于“賤賣論”，我們首先要肯定這種質疑對于矯正中國銀行業改革開放中可能出現的失誤，促進銀行業的健康發展顯然是有積極作用的，至少能夠促使整個行業的反思。
因為在中國銀行引進外資的過程中，確實出現過有一些所謂戰略投資者往往是戰略投機者，例如一度在引資合同中容忍外資將進行戰略性投資與IPO掛鉤。如果不是監管部門嚴格把關，可能不僅不能獲得引入戰略投資者所可能獲得的益處，反而引發股權結構的不穩定。
事實上，在外資買入國有銀行股權的爭論中，不僅有“賤賣論”，也有“貴賣論”。這種“賤賣貴賣”之爭實質上是監管制度和金融市場差異導致的。交行、建行上市后，IPO市凈率高于上市前對外資銀行招股市凈率引發了“賤賣”的爭論，但也有一些境外媒體認為中資銀行機制多弊，不良貸款率高，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言論，認為外資入股中資銀行是一場新的“豪賭”。
因為不同的機構對各種信息掌握的差別，可能對同一資產的未來收益，作出大相徑庭的預期，這就導致心理定價的巨大差異。由于有買賣雙方的討價還價，最后實現的那個交易價格，一般不可能是各種預期中的最大值或最小值，因此總是可能有持更高預期的人說這個交易是“賤賣”，持更低預期的人說這個交易是“貴賣”。
《第一財經日報》：在國有銀行股權定價問題上，是否存在“賤賣論”中的質疑？
巴曙松：長期以來，原來中國的銀行并未嚴格建立起以風險為基礎的五級貸款分類制度，亦往往沒有嚴格進行相應的撥備提取，因此賬面凈資產往往并不能反映銀行的真實財務狀況。受歷史影響，諸多的中國銀行一般僅對貸款和應收賬款的1%提取一般準備金，對不良資產的撥備遠低于國際標準。雖然中資銀行已經在不良貸款、資本充足率上有所改善，但有些會計信息的處理還是不準確的。在盡職調查時，外資銀行要求會計人員對銀行的資產進行核實，對存在風險的資產要嚴格計提準備金，這使得中資銀行在會計制度上一度存在的缺口，最終造成比中資銀行估計更低的定價。
另外，在銀行股權轉讓時，溢價沒有成熟的參考標準。銀行股權出售價格受賣方策略、買方自身特征和市場定位的影響，差異性很大。
盡管國有商業銀行的網絡、品牌和信用度的價值未體現在股權溢價之上，而對等的外資戰略投資者的無形資產價值也沒有計算。按照規定，外資入股上限不可超過25%，相對而言是小股東對公司控制力較弱，根據國際經驗，收購少數股權是應該享受折價的。
投資者入股面臨三年的戰略鎖定期，比IPO低的進入價包含了對流動性風險的補償，同時，在外國投資者看來，中國銀行業的一些制度性的缺陷導致中國的銀行業在估值時面臨諸多“制度性折扣”，以銀行上市后的股價來比照戰略投資者入股定價是否過低并不科學。
因此，國有銀行股權“賤賣貴賣”之爭實際上是一個十分表面的問題，而定價差異實際上是監管制度、會計制度的差異等導致的。根本性的問題是監管機構如何完善對外資入股中資銀行的監管制度，銀行如何真正做好公司治理。
《第一財經日報》：您如何看待“外資入股威脅中國金融安全”的說法？
巴曙松：引進外資威脅了中國的金融安全，實際上是國有銀行“賤賣論”的延續。
外資銀行是否會威脅所在國的金融安全，要看準入的外資銀行是否依賴于所在國的經濟增長，是否依賴于所在國的金融市場。依賴性強的外資銀行會從所在國的經濟發展中受益，當所在國經濟出現問題時,往往會積極地配合解決問題。因此監管機構在外資準入政策上是可有所為的，要重點選擇那些在經濟出現波動時能夠發揮積極穩定作用的銀行進入中國市場。
《第一財經日報》：您認為，真正威脅中國金融安全的是什么？
巴曙松：事實上，對于中國的金融安全威脅最大的是持續浪費公眾儲蓄、制造不良資產的落后銀行體系。
另一方面，從資金來源而言，按照8%的資本充足率計算，外資入股涉及到的是8%的資本部分，這當然十分重要，但是更為重要的，是資本金之外的92%左右的資產的配置效率問題。如果能夠通過開放和改革，不斷提高整個銀行體系的資產回報水平和股本回報水平，降低不良貸款比率，進行低成本融資，這才是最大的金融安全。
《第一財經日報》：在您看來，應該超越“賤賣”的爭論，把它引入到監管和制度改進的范疇，如何做到這一點呢？
巴曙松：不論是“賤賣論”還是“威脅論”，都在于對民族金融體系的關注，對本土金融市場發展的期望。實際上，在對外資大規模開放的同時，中國同樣應當推進對內資開放銀行市場，在開放的過程中保護民族金融業的利益。這正是“賤賣論”值得肯定的地方。
一些境外的戰略投資者所表現出來的短期投機行為，也促使我們應當關注這些以優惠的條件獲得中國銀行業股權的戰略投資者是否真正發揮了戰略投資者應當發揮的積極作用，或者說，應當經常對這些戰略投資者所可能發揮的作用進行及時、動態的評估。
在入股逐漸成為外資進入中國銀行業主要路徑的環境下，外資銀行在中國金融市場中由裝點式的角色升級為市場的參與者、競爭者，真正有價值的問題是如何對外資持續、有效地進行監管。
《第一財經日報》：做到對外資持續、有效監管，有哪些方面值得注意？
巴曙松：對監管當局來說，應當學會在開放的條件下如何運用市場化的手段既保護民族金融業，同時又能夠吸引先進的外資銀行的經營管理經驗。在入世保護期將滿之際，中國對WTO金融開放的各項承諾履行良好，WTO規定中存在的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原則要求監管機構保護好中資銀行業在網點、客戶、業務、人才等方面既有的競爭資源，慎用自主開放(AL)，例如不必盲目單方面提高外資入股的比例上限。如果輕易為某家銀行破例突破外資入股比例上限，根據最惠國待遇原則，其他外資銀行也有權入股更高份額。參照國際經驗，許多國家對外資持股國內銀行比例都有上限規定，值得我們借鑒。
同時，監管機構也需要考慮如何重點保護中國本土的銀行業零售業務市場。零售業務具有增長迅速、收益穩定特點，市場空間巨大，目前已經成為不少銀行的主要利潤增長點，也是目前外資銀行最愿意投資拓展的領域之一。但是從開放程度比較，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銀行業的零售市場的開放程度甚至高于許多發達國家。
國外許多監管當局對本國的零售市場都有所保護，如美國要求，外國銀行的分支機構如果要在美國經營零售業務，需要參加美國的存款保險；但是，美國的存款保險機構則規定，分支機構不能參加美國的存款保險。這就把許多外資銀行隔離在美國的零售市場之外，同時就迫使外資銀行只能通過購買美國的銀行才能開展此業務。
《第一財經日報》：外資銀行在進入中國銀行業需要注意哪些問題？
巴曙松：有一點值得指出的是，在外資銀行準備大舉進入中國市場之前，應加強對中國政策和市場的研究，特別要注重提供中國市場所欠缺但是又急需的金融服務、金融產品等的研究。外資銀行需清楚，只有符合中國金融市場發展策略的外資金融機構在市場準入等方面才會在未來得到扶持。特別是對于目前中資銀行沒有從事或者是沒有能力從事但市場又迫切需要的銀行產品和服務領域，如各類避險金融衍生產品，包括期權、期貨和各類外匯遠期產品，保理和金融產品定價服務等領域，中國金融監管當局非常希望一些有資質的外資銀行企業進來填補空白；同時，在一些中國政府區域經濟發展戰略中重點扶持的地區，外資銀行也會有很多商業機會。在這方面，東亞銀行首先在西安設立分行就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例子。本報攝影記者/高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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