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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檀 每經評論員
在近日舉辦的中美經貿論壇上，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吳曉靈明確表示，銀行改革過程中引入戰略投資人不會危及金融安全，可視為央行、銀監會等部門負責人對近期爭論不休的“外資中國金融安全威脅論”一貫態度的延續。
但這一表態并未為“外資威脅說”畫上句號。事實上，周小川、劉明康等人表態在前，但爭論仍在繼續。
從現實層面而言，對我國金融安全威脅最大的，確實是持續浪費公眾儲蓄(中資銀行所擁有的99.37%的公眾儲蓄)、制造不良資產的落后銀行體系。但是，且不說引入境外戰略投資者，“促進國有商業銀行治理結構的改善和經營管理水平的提高”的美好愿望僅止于紙上談兵，反倒是引資不當導致喪失金融主導權、使金融領域的競爭環境更不平等，可能成為迫在眉睫的現實危局。
顯而易見的例子，一是國有銀行出售股權對民資開放雖獲肯定，卻未有實質內容，只能視為應對本土金融機構引資實行內外資歧視政策這一批評的“化骨綿掌”。
二是內外資銀行在稅收上依然無法享受統一的國民待遇。“2006年底全面向外資銀行開放人民幣業務后，這一比例限制只在稅收征收上有意義，對業務經營范圍的自由度將不再有約束力”，吳曉靈的這一表態說明，隨著2006年12月11日我國全面向外資銀行開放人民幣業務，對內外資銀行統一實行國民待遇并不會水到渠成，優化配置資源最重要的一環——構建公平的競爭環境的初衷無法在短期內實現。
相反，國內金融機構一旦達到境外投資者入股比例，披上了外資金融機構的錦衣后，在經營范圍、服務對象和服務領域上的限制會被取消，并在稅收上繼續享受“超國民待遇”。目前，中資銀行的所得稅率為33%，而外資銀行僅為15%，加上種種優惠，實際所得稅率平均僅有11%。中資銀行翹首以盼的稅率統一尚未有時間表，在WTO期限到來前，市場的后院已經洞開。
筆者將此稱為過度履約行為。這些行為的主要表現還有，單方面為某家外資金融機構輕易突破外資入股比例，提前開放本土銀行業最重要的利潤增長點———零售業務市場。這些行為將引發連串后果。如根據最惠國待遇原則，一旦某個外資金融機構突破參股限制，其他外資銀行也有權入股更高份額。事實上，為防止過度開放，許多國家對外資持股國內銀行比例都有上限規定。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銀行業的零售市場的開放程度甚至高于許多發達國家。國外許多監管當局對本國的零售市場都有所保護，按照巴曙松先生《外資入股中國銀行業》一文中所說，美國要求，外國銀行的分支機構如果要在美國經營零售業務，需要參加美國的存款保險；但是，美國的存款保險機構則規定，分支機構不能參加美國的存款保險。這就把許多外資銀行隔離在美國的零售市場之外，迫使外資銀行只能通過購買美國的銀行才能開展此項業務。顯然，我們的開放態度比美國還要激進。
到目前為止，中國只有8家銀行在美國設有8個機構，其中4個是營業性的，4個是代表處。而美國在中國有17家銀行，開辦了40個機構，其中22個是營業性的。從資金、經營能力的對比，以及美國開放市場必須履行的復雜程序來看，希望實現“雙向開放”只能是美好的愿望。以對外開放促改革曾屢收奇效，也無可厚非。但不顧現實情況盲目放開市場，且對內資實行歧視政策，對建立公平、健康的競爭環境有害無利：外資金融機構可以借此一箭雙雕地收獲超國民待遇與業務經營范圍擴大的雙重利好，而本土金融機構則有可能一箭雙雕地嘗到歧視性稅收政策和因實力不濟喪失金融主導權的雙重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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