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銀行業全球化促使貪官回國受審

　　本報評論員 唐學鵬

　　近日，美國司法部宣布以犯有詐騙、洗錢、護照和簽證欺詐等十五項罪名對中國銀行開平支行前行長許超凡、許國俊及其親屬提起訴訟。許超凡、許國俊和此前被美國移交中國警方的巨貪余振東都是建國以來最大的銀行瀆職盜竊案“開平之劫”的罪犯。

　　“開平之劫”被認為是中國銀行業內控風險薄弱的最典型標本，因為這些貪官僅僅利用聯行資金匯劃系統存在的漏洞。而隨后“東北高速案件”則證實了大規模的銀行盜竊犯罪利用的是“裙帶主義的信貸詐騙和轉移”，不是“開平之劫”這種粗糙式的團伙性轉移資金。

　　中國銀行業大案要案近年不斷發生，甚至已經給國有銀行去美歐股市上市造成了一定的困擾(很多國有銀行已經把上市所在地鎖定在香港)。此前，中國

　　余振東的移交被認為是中美打擊跨國犯罪的一個里程碑，余是美國第一次將中國貪官遣返回國。余的遣返其實是一種“特例”，而不是中美間國際司法方面的重要對接。目前，中美雙方因為意識形態問題尚未締結雙邊引渡條約，余振東被遣返回國不屬于引渡，而是一種國際引渡合作的替代方式，屬于一種特殊安排。余振東的故事給中國人一種暗示和鼓勵，因為美國有判例法傳統，這種做法可以在另外兩位貪官許超凡、許國俊身上得到重演。進而希望另外一些逃避到海外的標志性貪官如

　　不得不提到的是，美國司法部嚴厲打擊中行貪官背后存在一個宏大的利益背景：那就是中國銀行業的開放化、全球化和自由化。近年來，中國銀行業，不僅僅是國有大型銀行、同時也包括一些股份銀行和地區性的銀行，展開了大規模的引資(引進戰略投資者)活動。建行的成功上市和中行的即將上市，都伴隨著股權開放和治理結構加強的過程。花旗銀行(浦發)、美洲銀行(建行)、美林集團(中行)、美國運通(工行)以及歐洲一些金融巨鱷(例如澳洲聯邦、荷蘭ING、德國安聯、瑞銀集團)作為戰略者魚貫而入中國銀行業，不僅中國銀行業的股權生態格局發生了劇烈的變化，更重要的是，中國的銀行業利益開始和國際金融財團的利益對接，牢固地黏合在一起，而這構成了美歐各國政府打擊中國銀行業的外逃貪官的某種動力和激勵。

　　賴昌星和楊秀珠目前的“滯留”證明了一些所謂民主國家司法跨國合作的不情愿，而這里面有一些簡單的利益故事。中國外逃貪官給這些國家帶來了巨大的外逃金錢，或多或少地讓這些國家收益，而這些國家用政治問題庇護了這些貪官，或者容許這些貪官在該國法院不斷地上訴(這些貪官的錢財至少一部分流入該國的律師行手里)，讓這些貪官變相達到在該國長期居留的目的。

　　中國銀行業的大刀闊斧地改革和引進國外戰略投資者的另外一重令人想象不到的效應就是，中國的銀行業的利益開始和國際金融財團的利益相關。作為中國銀行業的股東們，這些財團有動力要求本國的司法系統加強內部治理，使得彼此在“利益和激勵機制上相容”。

　　利益而不是所謂的價值觀是國家間合作的最基本誘因。拉美國家，例如巴西和智利提供了絕佳的觀察范式。獨裁者皮諾切特在價值觀上和西方的人權思想是分道揚鑣的，但是，在皮諾切特掌權的時候，美國是樂意打擊智利的卷款者(即使他是皮諾切特的反對者)，因為美國人在皮諾切特的“芝加哥學派的智利”金融體系里有大量的利益。而目前巴西的左派總統盧拉掌權，美國人傾向于保護那些巴西的貪官，因為盧拉的國有化運動讓美國人占不了多少便宜。

　　中國銀行業的全球化也許會產生一些打擊跨國犯罪的利益基礎，而這可能是鼓吹“銀行賤賣論”的人沒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