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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
國有銀行股權“賤賣貴賣”之爭，實質上是監管制度和金融市場差異導致的。
從市場演變的趨勢看，交行、建行IPO市凈率高于上市前對外資銀行招股市凈率，引發了是否“賤賣”的爭論；也有一些海外媒體認為中資銀行機制弊端多，不良貸款率高，提
出了截然相反的外資入股中資銀行是一場新“豪賭”的觀點。
實際上，因為不同的機構對各種信息掌握的差別，而可能對同一資產的未來收益，作出大相徑庭的預期，這導致了心理定價的巨大差異。由于有買賣雙方的討價還價，最后實現的那個交易價格，一般不可能是各種預期中的最大值或最小值，因此總是可能有持更高預期的人說這個交易是“賤賣”，持更低預期的人說這個交易是“貴賣”，實際上不僅在銀行業，在其他行業也同樣存在。
對于資產流動性強的金融業，定價時一般參考境外銀行上市與股權并購價格，對市凈率（P/B）作橫向比較。但是作為定價依據的尺度，包括會計準則、會計信息的準確性等方面國內外是不同的，而不同的凈資產核算方法導致估值缺乏直接比較的基礎。由于外資銀行通常依據的是國際會計準則（IAS或GAAP），和國內會計準則的差別體現在不良資產分類、撥備等多個方面。在盡職調查時，外資銀行要求會計人員對銀行的資產進行核實，對存在風險的資產要嚴格計提準備金，這使得中資銀行在會計制度上一度存在的缺口暴露，最終造成比中資銀行估計低的定價。
對于銀行股權轉讓的溢價沒有成熟的參考標準。銀行股權出售價格受賣方策略、買方自身特征和市場定位的影響，差異性很大。從現有的交易情況看，外資入股中資銀行市凈率整體上在1.1倍到1.8倍之間，其中最低的是美國銀行入股建行的1.15倍，最高的是恒生銀行入股興業銀行的1.8倍。盡管國有商業銀行的網絡、品牌和信用度的價值未體現在股權溢價之上，而對等的外資戰略投資者的無形資產價值也沒有計算。按照規定，外資入股上限不可超過25%，根據國際經驗，收購少數股權應該享受折價。投資者入股面臨三年的戰略鎖定期，比IPO低的進入價包含了對流動性風險的補償。同時，在外國投資者看來，中國銀行業的一些制度性的缺陷導致中國的銀行業在估值時面臨諸多“制度性折扣”，以銀行上市后的股價來比照戰略投資者入股定價是否過低并不科學。
因此，國有銀行股權“賤賣貴賣”之爭是一個十分表面的問題，而定價差異實際上是監管制度、會計制度的差異等導致的。根本性的問題是監管機構如何完善對外資入股中資銀行的監管制度，銀行如何真正做好公司治理。
在外資大舉進入中國銀行業市場時，也有人認為銀行業引進外資威脅了中國的金融安全，這實際上是國有銀行“賤賣論”的延續。
實際上，外資銀行是否會威脅所在國的金融安全，要看準入的外資銀行是否依賴于所在國的經濟增長，是否依賴于所在國的金融市場。依賴性強的外資銀行會從所在國的經濟發展中受益，當所在國經濟出現問題時，往往會積極地配合解決問題。同時，這也與外資銀行的資產負債結構、對本幣的依賴程度等密切相關。因此監管機構在外資準入政策上是有可為的，要重點選擇那些可能在經濟出現波動時能夠發揮積極穩定作用的銀行進入中國市場。
從理論上說，外資入股給中國銀行業帶來了利益共享者的同時，也成為了中國金融體系的風險共擔者。對于中國的金融安全威脅最大的，實際上是持續浪費公眾儲蓄、制造不良資產的落后銀行體系。從資金來源說，按照8%的資本充足率計算，外資入股涉及到的是8%的資本部分，這當然十分重要，但是更為重要的，是資本金之外的92%左右的資產的配置效率問題。如果能夠通過開放和改革，不斷提高整個銀行體系的資產回報水平和股本回報水平，降低不良貸款比率，進行低成本融資，這才是最大的金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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