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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周刊》評論員
倘若花旗為首的競標團果真購入廣發銀行85%股權，而重組后的廣發又沒有即刻停止辦理個人本幣業務并清退此科目下的存量業務，那么，中國銀行業的改革開放就不是在進步，而是在倒退。因為這不是賤賣不賤賣的問題，也不是銀行業該不該堅持擴大開放深化改革的問題，這個案例的核心在于規則應該是可置信的，而非朝三暮四的；規則應該是公平的，
而非厚此薄彼的；規則應該是保護公共利益的，而非自我獲利的。
就在一個月前，銀監會主席劉明康重申，境外投資者入股中資銀行，25%不是一個比例的上限，而是用來確定銀行歸屬的屬性問題。如果躍過25%的話，這家金融機構就會被當做外資金融機構來進行管理，其運行、經營范圍、服務對象和服務領域都會發生變化。很難相象，僅僅因為廣發銀行前期經營狀況較差、眼下距離入世保護期終結臨近，甚或“探索一條今后五到十年銀行發展的規律性道路”云云，就能支持花旗銀行堂而皇之“后來者居上”。
我們承認，外資入股25%上限的確定并非沒有商榷的余地，中國銀行業確實存在較為顯著的過度管制，國有資本對于控股權的過分強調也極易造成制度性折扣的付出，但是，規則的修改和優化應該是統一的、可預期的，應該維護市場主體公平競爭、理性決策、正當獲利的權利和義務。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包括非洲在內的大多數國家都開始向市場經濟轉軌，但真正取得成功的國家并不多。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一些國家雖然已開始采用市場機制作為資源配置的手段，但是，其在市場規則的建立和執行上卻和發達國家相差甚遠，政府的決策往往傾向機會主義的相機抉擇，從而在市場參與者眼中，這類市場迷霧重重、陷阱重重。
分析花旗入股廣發一事不難看出，監管當局無論是在前期極力限制外資入股中資銀行，還是眼下急于開閘放水、借雞下蛋，其本質都屬于約束條件下利益最大化的“最優選擇”。很顯然，這種看似靈活彈性的做法很容易因為忽略自身決策對對方決策的影響而引致“最優決策的動態不一致性”。在這方面，長期疲軟的內地股市足可引以為鑒。缺乏穩固的、系統的、前后一致的規范，最后的結果就是少數人獲利、多數人離場。
中國二十多年的經濟改革深刻帶有“不管黑貓白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的實用主義烙印，在很長的時間里，這種信條對于打破計劃經濟藩籬、大膽創新實踐發揮了極大作用。而在當前，如果說前期改革的重點在于“破”的話，那么，在市場經濟體系初步建立之時，理當將立規立法擺放到更高的戰略位置予以重視和推進。
對這一問題的審視很容易讓我們想起幾年前發起的“楊、林激辯”：已故經濟學家楊小凱認為落后國家模仿發達國家的技術容易而模仿發達國家的制度難，落后國家傾向于模仿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管理而不去模仿發達國家的制度，這樣落后國家雖然可以在短期內獲得經濟快速增長，但是會給長期增長留下許多隱患，甚至使長期發展變為不可能，因此，他認為后發國家有“后發劣勢”。對此觀點，以林毅夫教授為代表的另一些經濟學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暫不論“楊、林激辯”誰勝誰負，但最起碼，對于如何避免楊所指的“后發劣勢”，相關決策部門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和警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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