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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泓
最近，建設銀行香港上市和中國銀行引進外資的消息引發了國內外關于“賤賣”和“貴買”的爭論。
批評建行“賤賣”的理由有兩個。一是建行的發行價遠遠高于其引進的兩家境外投資
者早先入股的出價；二是建行的市凈率和市盈率在國際同行中表現上佳，如此優質資產選擇海外上市，是將利潤拱手讓給了境外投資者。
“貴買”說的是蘇格蘭皇家銀行在入股中國銀行的談判過程中，受到了股東和國外輿論的壓力：“為什么要花數十億美元投資一個曾屢爆丑聞的銀行？”最終，蘇格蘭皇家銀行不得不將原先15%的入股計劃下調至10%。
其實，無論是國內的還是境外的投資者關心的都是投資是否有回報。不過，境外投資者顯然更加看重“價值投資”，他們不相信一個缺乏約束和監督的公司能創造長期的盈利。
制度建設恰恰是國內銀行的“軟肋”。幾家國有商業銀行的高層在回應輿論時相繼表示，上市也好，外資入股也好，他們最看重的還是借此引進國際先進技術和管理，推動國內銀行的內部治理。
從這個角度出發，建行海外上市自有其深意。從最初的財務重組，到股份制改革，再到引入外資，以及上市前的“最后沖刺”，每一步都推著建行以國際通行規則來修正自身的漏洞。而這還只是開始，上市之后，建行還必須按照海外市場的監管要求，完善財務報告、成本核算、信息披露等一系列制度。
建行選擇海外上市其實還受到戰術上的制約。任何擴容消息對正處于尷尬中的A股市場都是風聲鶴唳。而A股市場留不住國內優質企業，也反過來證明一個健全的監管制度是多么重要。正是因為缺乏外部約束機制，上市公司遲遲沒有建立起完善的法人治理結構，最終換來資本市場、上市企業和投資者的滿盤皆輸。
根據對世貿組織的承諾，中國銀行業將在2006年全面對外開放。面對強勢的競爭者，國有銀行主動走出去“與狼共舞”不失為一種主動的策略。用“股權換制度”，也許正是中國銀行業轉軌要付的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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