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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 陳守義
2004年國資委對181家中央企業進行清產核資時發現，有40家企業總資產損失超過10%，40家企業的總資產損失超過20%。這些數字可以與另一組數據互為映證———央企去年共申報核銷損失3178億元人民幣。這相當于9.2萬億資產總額的4.2%，3.2萬億凈資產的9.9%。加上財政部已核準的近1000億元損失，央企共計核銷損失達4000億元。而這
與銀行核銷損失相比，央企的手筆并不算大。在過去幾年中，四大商業銀行共計核銷損失接近2萬億元。
這一情況，不能不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而聯系前不久發生的中航油和中儲棉的巨虧事件，我們有理由質問：誰對國有企業的巨額虧損承擔責任？國有資產的決策失誤問責制究竟該如何建立并落到實處？總經理個人的一次經營決策，就讓肩負國家棉花儲備職責的中國儲備棉管理總公司陷入困境，虧損高達近10億元。一個總經理目無法規的經營，給中航油造成賬面實際損失和潛在損失總計約5.54億美元的巨虧，這些觸目驚心的事實也不能不讓我們提出疑問：在核銷損失的時候，有多少項目是老百姓不清楚的？
這巨額不良資產看似國家財政進行核銷，看似從國家財政賬上列支資金，最終還是落在了廣大老百姓身上。一位經濟學家解釋道：“核銷損失是中央處理不良資產的手段，目的在于為企業和銀行減負，方便進行深層次的改革重組。但成本將落到百姓頭上。”我們認為，國有企業的經營管理權是一種公權，而法治社會里，公權必然意味著責任。從法律意義上說，中國的老百姓有權知道究竟是誰在替大家經營國有企業，這些人能不能實現國有企業保值增值。但事實上，要不是媒體曝光，絕大多數老百姓是無從知曉這些內情的。也許已經曝光的中儲棉事件和中航油事件有關方面將會分清責任，給人民群眾一個滿意的交代，但是更多的虧損事件呢？
核銷損失的目的是為了讓企業輕裝上陣，得以更好的發展。但是，對這些龐大的不良資產的核銷，決不能一筆勾銷、一剝了之，讓造成損失的責任者逍遙法外。我們必須實施決策責任追究制度，嚴格問責制，讓責任者為自己的過失與錯誤付出代價。
盡管巨額不良資產的形成有著極其復雜的原因，但是決策失誤毫無疑問是其中的主要原因。遺憾的是過去數年來，為此承擔責任的決策者卻是屈指可數。而從一些權威機構的分析看，投資失誤、管理不嚴、財務紀律松弛依然是不良資產不斷出現的病灶。央企中拍腦袋項目還是屢屢發生，結果造成決策失誤，形成巨額損失，從中航油事件到中儲棉的巨虧，無不說明了投資決策中存在的巨大漏洞。我們也已經發現，不良資產剝離掩蓋了國有商業銀行長期以來形成的信貸風險，一些商業銀行為了轉嫁經營損失，在不良資產剝離中存在故意弄虛作假、偽造借據、私刻公章的現象，甚至通過剝離來掩蓋違規經營問題和違法犯罪案件。凡此種種，如果在剝離和核銷不良資產時，不對造成不良資產的責任人追究到底，抑或追究的時候瞞天過海，避重就輕，那就不僅僅是在縱容犯罪了，而且其本身也是一種犯罪行為。惡劣的后果是，這將會導致更多的不良資產的產生，更多的虧損出現，從而陷入惡性循環的怪圈，給國家和人民造成無法估量的危害。
對資產損失責任進行追究也是法制社會必備的功能。黨和國家領導人傾聽民聲，已經對此引起了高度的重視。但是“追究責任”不是上級對下級的要求，不是會議中的口號，責任追究的必要條件是必須有一個嚴格的責任追究制度，有一個使決策者對自己的決策負責的制度。只有當“誰決策、誰負責”納入法律框架并成為一種制度的時候，責任追究才能真正起到實效。在市場經濟國家都有一整套嚴格的決策責任追究制度，對決策者的責任有著十分苛刻的強制性規定，對于決策失誤，決策者輕則受到經濟處罰和降級使用，重則受到刑事處罰。我們應當盡快借鑒國外的這些做法，加緊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決策責任追究制度。
決策責任追究，應該對決策者實行“無期限責任制”，讓責任者按照法律追溯程序承擔其歷史責任。如果發現決策的重大失誤，無論決策者升任到什么級別，調任到何處，都應該追究其責任。要及時查明形成不良資產的原因和責任人。對決策失誤者，無論責任大小，一律進行問責，并且按照責任大小，在經濟上進行嚴厲的處罰，在法律責任上，絕不手軟地查處，承擔起應該承擔的刑事責任。惟有如此，才能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決策責任追究制度，使決策責任問責產生應有的威懾作用，從而有效防止國有資產新的損失。
作為一種事后控制辦法，問責制產生的“震懾”是不言而喻的。但問責制的有效發揮，必須依賴于及早發現問題，只有這樣，方能使問責制真正具有持久的震懾力。監督制約機制不到位，也是導致國有資產損失的一個重要原因。為此，我們還要盡快建立健全監督制約機制，從機制和制度上著手，從根本上解決國有資產不斷嚴重損失問題。
最后建議，今后國有資產中凡涉及數額巨大的核銷項目，必須提交全國人大或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并接受政協的民主監督。同時，對決策責任人的問題及其真相及時公布于眾，接受社會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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