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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憲容
國有銀行不良貸款一直是中國金融改革的最大障礙。這些年來，政府一直在采取不同的措施化解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應該說，無論從哪個角度說，化解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問題是沒有多少錯的事情。但是，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被剝離出來之后，應如何處置，在處理過程中如何減少風險，則是需要慎重考慮的事情。
為了處理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1999年中國政府成立信達、華融、長城和東方等四家資產管理公司(AMC)，分別收購經營處置來自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及國家開發銀行約1.4萬億元不良資產。當時財政部明確規定，這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存續期為10年，即在處置完不良資產之后將被關閉。爾后，財政部又提出要求，至2006年，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對不良資產的處置工作必須全部完成。據銀監會最新資料顯示，截至2004年9月末，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已處置不良資產5876.2億元，實行了債轉股的有4596億元，資產管理公司手中還有5300億元左右的不良資產需要處置。也就是說，四大資產管理公司不良資產的處理任務還十分艱巨。
為了加快銀行不良資產處理的步伐，不良資產的處理開始以不良資產包的方式向外國金融機構拍賣。據了解，從2001年11月華融將賬面值為108億元人民幣的資產包出售給以摩根士丹利為首的投標團開始，到目前，大的不良資產包幾乎都被外資所包攬。
正是大量外國金融機構進入中國的不良資產處理市場，此舉引起國內不少學者與媒體大量的質疑。全球著名投資銀行和基金公司為什么會對中國銀行業的不良貸款表現出極大興趣？其真正目的是什么？是真的來幫助中國銀行業改革嗎？還是鉆中國銀行業改革的空子賺錢？在此，我們有必要摘下有色眼鏡，客觀全面地看待這一事態的發展。
不可否認，外國金融機構對中國的不良資產感興趣，并非是它們如何關注與幫助中國的銀行體制改革，而是在于這些生意可以獲利。無論是從短期還是從長期來看，如果無利可圖，它們對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是不會感興趣的。
但是，處理國有銀行不良資產的有利可圖，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分析。一是不良資產本身就有價值。正如有業內人士所指出的，銀行不良資產是一座有待發掘的“礦床”，中國的不良資產有相當一部分是由于嚴重缺乏續投資金而造成的，項目本身具備可觀的潛在經濟效益。許多不良資產都是計劃經濟時期配置不當的資源，不少債務企業生產設施齊全，自然資源豐富，具有潛在增長特性。投資者通過對這些企業技術、資金上的投入，通過各種資源的整合和管理水平的提升，常常能在較短的時間內使這些企業的經營發生改觀。
二是不良資產處理價格上的問題。資產管理公司以巨額的批量及低價來處理銀行的不良資產，一則把國內購買者排除在外，二則節約資產管理公司處理這些不良資產的成本及處理時間，三則價格低，對外國金融機構有很大的吸引力。加上外國金融機構承諾在買到資產后，將對這些不良資產追加投資使其升值，這就使得資產管理公司更愿意把銀行不良資產向外國金融機構出售。
但是，實際上并非如此，外國金融機構買到這些資產后，不需要追加一分錢，而把“買”來的不良資產全部交給當地的中國人處置，它們自己則忙于收集從中得到的國有銀行的客戶信息等。這樣，對外國的金融機構來說，不僅可能輕易地獲得利潤，而且獲得一個潛在收益的附屬品，即第一手的客戶信息。這些客戶信息既是外國金融機構了解中國實際經濟狀況的第一手資料，也是它們今后進入中國市場的基礎。
在這里，確實存在幾個值得思考的地方。外國金融機構對國有銀行不良資產感興趣，并非它們出于對中國金融改革的關注，而是一筆有利可圖、一石幾鳥的好生意。但是，這筆好生意為什么中國人自己不做，而是要把這利潤讓外國人來賺呢？是國人沒有這種能力，沒有相應的經營管理經驗嗎？顯然不是這樣。正如有文章所指出的，對不良資產的處理，外國金融機構也是在干中學，邊做邊學。既然外國人能學，為什么中國人學就不行呢？何況在對中國情況的了解上，國人肯定比外國人有更多的優勢。對此，問題可能出在相應的政策上，因此，如何破除政策上的國內企業進入障礙，如何破除國內資產管理公司處理不良資產政策上的障礙，是化解外資蜂擁而來、國人袖手旁觀之怪象的關鍵。
除了政策上的障礙外，是否還有其他一些非市場因素，有關部門應該嚴厲審查。因為，中國的拍賣市場離真正規范的市場還相去很遠，在一個不規范的市場中，什么非市場的事情都可能發生。在這種情況下，不良資產的賤賣，獲利者不僅有外資，可能還有其他方面的人。
總之，對于如何減少銀行不良資產的處理風險，我們不用擔心外資進入獲多少利，而是要把外資與內資企業放在同一起跑線競爭，不要用歧視性的政策把國內企業排除在外。同時，不良資產的處置應該多元化，更不能照搬國外的經驗，匆匆忙忙地把資產賤價賣給外國投資者就一了百了。
在商言商，外國投資者用商業眼光看這些不良資產，如果他們的購買對中國金融改革有利，也沒什么不可，但不可把商業行為上升到政治層面上來理解。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發展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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