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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報》特約撰稿 張華
11月10日，《北京晨報》曝出《花旗欲買建設銀行569億元不良貸款》的消息，稱花旗銀行欲入股香港上市公司銀建國際，與之組建合資公司處理不良貸款甚至直接收購不良貸款，這為花旗入股建行平添了幾分預期。這也是繼今年8月6日匯豐銀行收購交通銀行19.9%股份，并參與交行的董事會和高層管理等，外資銀行繼入股國有商業銀行之后，希望與國有
銀行聯姻的又一動作。
其實從1979年第一家外資銀行機構——日本輸出入銀行在北京設立代表處開始，外資銀行與中國金融市場的“緣分”便“一發而不可收拾”。伴隨我國向外資銀行開放城市數量的增加和WTO進程的深入，外資銀行在中國的并購事件一件接一件。從匯豐控股有限公司收購上海銀行8%的股權到國際金融公司收購南京市商行15%的股權，再到花旗銀行有意入股銀建國際，與之組建合資公司處理不良貸款甚至直接收購不良貸款，直到如今匯豐銀行收購交通銀行19.9%股份，并參與交行的董事會和高層管理等等，外資銀行與國內銀行已從一開始的“邂逅”發展到了“聯姻”的階段。
這種“姻緣”現象之所以發生并且還要持續下去，并不是偶然的，一方面這是中國實現加入WTO時的承諾，以及外資銀行搶灘中國這一潛力巨大、“油水”無窮的中國市場的戰略選擇，另一方面，這也是中國金融改革不得已的選擇之一，面對國有銀行的低效率及令人頭疼的不良資產問題，外資銀行入股及參與中國銀行業的競爭顯得非常必要。
外資銀行入股一時間成了各界議論的熱門話題。那么外資銀行入股到底會帶給我們什么呢？
首先，從國家的角度來說，它是解決我國利率浮動問題及銀行低盈利能力，及“無厘頭”式治理結構等一系列“滑輪型”關聯問題的切入點。同時通過單個外資機構最高20%的入股和參與競爭，國內銀行可學習到先進的知識、技術和管理理念，在信譽建設和風險控制能力上有所提升改進，同時多元化的格局又可完善我國銀行的治理結構，為打造現代“精品銀行”打下堅實的基礎，從而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社會發展。
其次，從企業的角度來說，外資機構入股對它們走出融資困境而言，或許是一種福音，同時外資銀行在自身及客戶信譽體系建立等方面的做法可以有力規避企業的失信行為，為企業間的有序、透明競爭作出鋪墊。而外資機構又可為國內企業特別是有意海外投資的企業提供相關信息，尋找合作伙伴等。
再次，從百姓角度來說，外資機構的入股使百姓的個人理財更加便利，而外資銀行與國內銀行共同推出的信用卡等金融產品則會使得個人在旅游、商務活動、住房和汽車消費信貸等方面更加舒心，甚至“隨心所欲”。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有一些外資機構想盡一切辦法登陸中國，其動機不純，甚至帶有某種程度上的危險傾向。比如一些外資銀行現在看起來在規規矩矩地入股城市商業銀行，而其真正目的，則是等時機成熟后，收購更多股份并在區域上加以整合，以達到構建由其控股的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的遠期目的。另外，不排除一些外資機構，借入股這個“杠桿”，協同其母國企業在華機構進行一些違法經營活動。
反思匯豐、交行等中外機構“聯姻”事件，我們也許會有這樣一種感覺：這一事件仿佛來得太快，而我們好像又忽略了一些份量很重的東西。其一，民間銀行在中外機構聯姻大潮中怎么基本上沒有“戲份”？實際上，在原先主要由國有銀行和民營銀行對弈的格局下，民營銀行在政策及實際操作中都處于明顯的劣勢地位，而如今本應出現“三足鼎立”的態勢，民營銀行卻依然很難發出自己的聲音。其二，改革應與制度環境的完善與優化同步進行，而我們是不是有些顧此失彼了？只是急于談判，與外資機構達成備忘錄，而我們在中外金融機構同臺競爭及監管方面的法律法規等相關制度好像并不太健全，這是非常危險的。事實上，外資銀行入股于我國銀行業改革來說，只能用“治標不治本”來概括，只能在產權結構、公司治理上有所改善，而無法對基于體制乏力銀行業的根本神經有所觸動，換句話說，“解鈴還須系鈴人”，真正能使我國金融困境突圍的不是外資機構，而恰恰是我們自己。
總之，當再有中外金融機構“聯姻”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們需要一分為二地冷靜思考，而不是一味地歡天喜地和夸大其詞。我們更應體悟吳敬璉先生“在對外開放之前，首先應實現對內開放”的呼吁和論斷，并馬上行動起來，減少對民營銀行等民間金融機構的歧視，讓民間金融機構的“戲份”多起來，最后與國有銀行、外資機構形成身份對等、真正意義上的“三足鼎立”格局，同時國家應在立法上跟進，減少銀行和監管部門等機構的道德風險，從根本上給我國金融改革以一絲曙光，給中小企業和普通百姓以一縷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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