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實

　　據英國《金融時報》9月25日報道，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在接受該報采訪時稱，如果中國的銀行獲得在美國經營的牌照，中國政府可能會提高國際投資者在中資銀行的持股上限。劉明康表示，如果要中國拓寬市場準入并擴大開放，雙邊合作非常重要，雙邊合作是基本，而且將會非常有幫助。

　　在錯綜復雜的中美金融博弈之中，銀行業相互開放的不對稱性一直是雙邊合作缺乏的“次優均衡”。這種不對稱性反映在兩個方面，一是開放程度和趨勢存在不對稱，中國在ＷＴＯ金融開放5年過渡期結束后大幅降低了外資銀行進入中國的政策門檻，并在國內市場不斷加強中外資銀行合作的深度和廣度；中資銀行卻沒有獲得在美同等的互惠待遇，目前為止僅有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兩家中資銀行獲準在美設立分行，而且美聯儲總是以透明度、公司治理以及反洗錢法律架構不足為由對中資銀行的后續進入持有“審慎態度”。二是開放壓力存在不對稱，華爾街一直對中國金融業開放頗有微辭，伯南克、保爾森和米什金等美國經濟政要也不斷通過各種途徑敦促中國金融市場改革的大幅深入；但中國卻并沒有對美國金融市場的準入門檻過高施加過多壓力，而是以克制容忍的姿態充分表示了對美國金融主權的友善尊重。

　　我們認為，中美雙方理應在雙邊合作過程中共同致力于消除這種不對稱性，特別是美國貨幣當局，應當在中資銀行進入美國市場方面表現得更加開放和友善，因為中資銀行海外發展對中美雙方而言都是一種互惠互利的雙贏互動。在中國一方，中資銀行的海外發展從宏觀上看是

中國經濟融入全球化過程中的客觀金融需要，惟有在全球范圍內給國際化的中國工商企業提供更加體貼周到的本土跟蹤服務，中國金融和中國經濟在開放中的和諧并進才能得到有效保障；從微觀上看，海外發展也是中資銀行在改制上市后謀求長期可持續增長的必然要求，在中國流動性過剩、信貸增長過快和通貨膨脹較為嚴峻的金融背景下，中國人民銀行不斷收緊銀根的政策趨向給中資銀行帶來了國內傳統存貸業務利潤貢獻增長有限的瓶頸，海外發展將給中資銀行規避政策風險、謀求增長空間擴大創造條件，而且在中國經濟過熱傾向出現、中國資本市場長期高位運行的當下，以海外發展在多重市場分散經營風險也是中資銀行理性擴張的必然選擇。

　　在美國一方，中資銀行的更多進入將帶來三個方面的利好。一是有助于中美經濟的進一步深度融合，中美經貿往來近年來持續增長，商業領域的雙邊項目合作和業務滲透日趨深入，中資銀行的進入將為兩國經濟往來提供更為直接、更為體貼的金融潤滑效應。二是有助于美國金融市場在“次級債風波”后的恢復，在風波帶來信貸緊縮的背景之下，中資銀行的進入將在豐富美國市場多樣性的同時為銀行間信心的重建提供外來助力。三是有助于美國銀行更大程度享受中國開放的正反饋效應，中資銀行的進入將在培育融洽合作氣氛的同時給美國銀行在中國發展提供反向幫助。

　　雙贏的本質意味著中美金融市場的微觀主體都不會刻意阻止中資銀行的海外發展。我們認為，雙贏之事卻面臨重重阻力的深層原因在于美聯儲在中美貨幣政策錯配的宏觀背景下試圖以單邊行動保障流動性的凈流出，進而試圖在以寬松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增長的同時最小化美國物價穩定的同步受損。美聯儲9月18日出人意料的50基點大幅度降息形成了美國貨幣政策風向轉變的清晰拐點，結合中國貨幣當局同期的謹慎收緊，雙向變化之中中美利差不斷縮小，國際資本進入中國市場的激勵有所放大。由于寬松貨幣政策必然導致流動性泛濫的壓力增加，美聯儲既不愿看到通貨膨脹這一“貨幣現象”，又不愿接受資產泡沫再次吹起的結果，因此希望通過敦促中國金融開放提速來引導流動性東流。與此同時，美聯儲也不愿意看到資本流入給本已隱憂四伏的物價局勢帶來外部沖擊，因此憑借“審批人”的特殊身份給中資銀行的進入設立了較高門檻。

　　我們認為，這種潛在的單邊主義將使得個體理性導致集體非理性，不僅妨礙中美兩國金融市場在合作中的整體利益提升，也給各個領域進一步的雙邊金融合作帶來了不利影響。美國政策當局應當在雙邊合作中表現出更為積極和主動的姿態，為中資銀行海外發展雙贏均衡的出現掃除障礙。正如博弈論中著名的“謝林定理”所示，約束自己隨意性和自主性反而會增強自我主動性，美國在不對稱性消除中的有所作為將為美國自己贏得更多更大的中國機遇。

　　（作者單位：中國工商銀行總行城市金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