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虛構注冊資本、真假貿易相混、重復使用海運提單等方式，一經營金屬貿易公司總經理董某涉嫌騙取交通銀行上海分行（下稱交行）開具12單信用證后，到期未作償付，致使交行墊付信用證到期款2億多元，損失1.86億元。

    到底是銀行審批不嚴，還是總經理董某確實實施了信用證詐騙？昨天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了此案。

   案件

    涉嫌虛假注資5100萬騙取信用證額度2億多元

　　昨日開庭中，公訴機關指控，1997年12月，被告人董維富在申請上海金升實業發展有限公司 （下稱金升公司）工商登記過程中，隱瞞公司所有股東（上海民族貿易有限公司、上海啟佳工貿實業發展有限公司、上海康華氨基酸廠、上海羅港實業發展有限公司及自然人股東仇工發）均未實際出資的事實，以借款驗資的方式，騙取工商登記部門核準其登記申請，于1997年12月29日，注冊成立金升公司，注冊資本登記為人民幣600萬元。后來，被告人董維富又虛假增資4500萬元，騙取工商登記部門的審核，將金升公司注冊資本虛增至人民幣5100萬元。

    公訴機關還指控，金升公司在1997年成立后，由董維富一人負責公司的全部經營管理，后因經營不善，金升公司發生嚴重虧損，資不抵債。董維富在明知金升公司沒有足夠償付能力的情況下，使用虛假財務報表騙取銀行給予巨額授信額度后，多次向交通銀行上海分行申請開具遠期信用證。其中，自2005年3月至2005年10月，董維富采取真假貿易相混、重復使用海運提單等方式，騙取交行為金升公司開具12單信用證后，到期未作償付，致使交行墊付信用證到期款2665.8865萬美元（折合人民幣21453.0447萬元），至案發共造成人民幣1.86億元的損失。

    為此，董維富受到公訴機關“虛報注冊資本”和“信用證詐騙”兩項罪名指控。

    兩項指控被告人均予否認

　　對于公訴機關兩項罪名的指控，被告人董維富全部給予否認。

    董維富辯稱，金升公司是1997年在上級有關部門的具體部署下依法設立的。案發前，公司運轉正常，這些都可以從公司銀行存款以及資金流量上得到充分反映。此外，金升公司也沒有騙取銀行的信用證，公司信用證上的信用額度都是銀行提供的。“交行方面是經過多方努力才使金升公司成為該行客戶的，交行對金升公司的運行情況也進行了監控，對公司的資產情況如企業的存款、流量等都進行了調查，正是在銀行的監控下，銀行才把公司的信用額度從最初的500萬元提高到后來的3億元。”董維富辯稱。據他稱，金升公司每年都進行

    “注冊資本都到位了，銀行的存款也是實在存在的，企業資產也很好，信用情況也很好。”對于“虛報注冊資本”的指控，董維富給予否認。據他稱，自己作為金升公司總經理每月只從公司拿六、七千元的折中薪水，而公司員工最高的每月可拿2萬元，最低也有2000元。“公司1997年成立，1998年審計的時候就有100萬元的利潤，每年經營量上萬噸，經營額上億元，我們還有必要去欺騙誰嗎？”

   焦點

    焦點一：虛假注資5100萬元？

　　對于虛假注資的指控，公訴機關分別指控董維富在金升公司設立時虛假注資600萬元和后來虛假增資4500萬元。

    對于當初600萬元虛假注資指控，董維富辯稱，金升公司開設后，在銀行有存款，資金流量也很好，獲利也豐厚，從1997年公司設立之際到案發，客戶上千家，當時客戶有LG、

    “金升公司當初600萬的注冊資金也到位了，這筆注冊資本的錢是通過上海民族貿易有限公司轉到驗資公司，通過驗資公司檢驗清楚后，再轉到金升公司賬上的。”董維富稱，“后兩次共4500萬元的增資也是由我提出來并與其他股東協商進行的。其中4500萬元的增資款是我與廣東華鴻銅業有限公司協商后，根據法律關系由該公司實際出資的。”

    據了解，董維富所指的華鴻公司在虛假注資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據公訴機關指控，華鴻公司前身是南海市大瀝華鴻銅鋁制品廠，南海華鴻公司和廣東華鴻公司是被告人董維富在2001年12月和2004年8月兩次虛構的公司，通過華鴻公司和金升公司兩公司自由資金來回化轉作為投資款驗資的方式，騙取工商登記部門核準其增資申請，將金升公司注冊資金虛增至人民幣5100萬元。但董維富稱，華鴻公司以前是金升公司的客戶，后來通過投資4500萬元成為金升公司的股東，華鴻公司4500萬元的出資是真實的。

    昨天，公訴機關提供了一份金升公司5位股東證人的證詞，5位證人在相互不認識的情況下提供了一份相同的證明，即證明董維富申請成立金升公司時，5位股東均未實際出資。證人上海民族貿易有限公司總經理金康龍在證詞中表示，董維富以前是民貿公司副總經理，后來自己開公司，才找到他。證人李炳洪是董維富的妹夫，他表示，自己的公司要靠董維富的關系張羅業務，礙于情面就把公司相關資料給了董，但自己一分錢也沒有出。

    焦點二：銀行存在審批不嚴？

　　據公訴機關指控，司法機關曾經查獲金升公司6份含混的信用證，對此，董維富辯稱，每筆提單相對應的貿易合同都是真實的，不知道有6份虛假提單，也沒有指使過下屬人員制造假提單來騙取信用證。對于開設信用證的錢，董維富稱資金都用于公司內部流轉。

    董維富辯稱，申請開設信用證以及資金調撥的流程，一般是由公司業務員向經理提出申請，經理再向財務提出，最后財務上報給作為總經理的他來批復，而向交行申請的信用額度以及財務報表等都是真實的，沒有虛假資料。公司的重大合同、長期定單以及一些意向合同，董維富稱自己都是清楚的，并且對每筆信用證的開證原因、支付對象、金額等都很清楚，但對每筆信用證何時還款，董維富稱并不是十分清楚。

    根據董維富昨天在法庭上的辯述，金升公司與交行案發前曾經有過很好的一段 “蜜月期”，只是后來交行方面收縮貸款，才導致雙方現在的對簿公堂。

    董維富辯稱，金升公司開設后，交行并不是公司的開戶行，當時開戶行是農行、工行及中行。后來交行通過其他渠道得知金升公司業績良好就主動找上門。據他稱，2001年左右，交行先是通過提供財務咨詢、免費服務等方式吸引金升公司將存貸款業務交給交行。

    “由于頻繁找上門，金升公司才與交行達成掛靠關系。交行2001年給金升公司的信用證信用額度也只有500萬，后來逐步提升，最高達到3億，追加信用證也是交行方面主動提出的。”董維富稱，“后來由于申請信用證擔保公司能力需要提高，交行又主動給我們指定了一家大的擔保公司，約定發生擔保風險由該公司提供擔保，而金升公司的代價就是每年支付給擔保公司500萬元的費用。公司經營的轉口貿易也都是在交行指導下進行的，公司交給工商稅務及銀行的財務報表也沒有不一致的地方。”

    董維富還辯稱：“后來由于交行方面朝令夕改，調換擔保方，導致金升公司與外國公司的貿易屢屢違約，最后致使強行平倉，部分保證金也作了賠償，這部分損失只有銀行先來自行承擔了。”據他稱，這個過程是交行違反合同在先，拖延信用證使金升公司資金不能按期交付造成金升公司資金鏈緊張，導致賠償。

    法院將擇日對該案作出判決。
    何勇 每日經濟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