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雨露

　　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金融業綜合統計工作。2015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中共中央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的說明》中明確指出，要“統籌負責金融業綜合統計，通過金融業全覆蓋的數據收集，加強和改善金融宏觀調控，維護金融穩定”。2016年3月，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今年廣義貨幣M2預期增長13%左右，社會融資規模余額增長13%左右。”這是《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社會融資規模余額增長目標，標志著社會融資規模與廣義貨幣供應量一起成為貨幣政策的調控指標。

　　在2016年人民銀行[微博]工作會議上，周小川行長提出，要加快推進金融業綜合統計體系建設，積極開展地區試點。2016年4月，人民銀行和銀監會、證監會[微博]、保監會決定在天津、廣東、浙江、安徽四省市開展金融業綜合統計試點工作，我國金融業綜合統計工作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編制社會融資規模，開展金融業綜合統計，是經濟金融形勢快速發展的必然要求

　　金融創新快速發展。近年來，我國金融業發展明顯加快，形成了多樣化的金融機構體系，金融市場交易規模和交易方式日趨多元和復雜，融資渠道、金融工具、金融產品日益豐富。這使得貸款在社會融資規模中的比例明顯下降，其他方式融資的規模與占比顯著上升。2015年，除人民幣貸款外的其他方式合計融資4.1萬億元，是2002年的25倍；占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的26.9%，比2002年提高了18.8個百分點。其中，直接融資達3.7萬億元，是2002年的37倍；銀行表外融資5778億元，而在2002年這些表外業務量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隨著金融創新的快速發展和資產流動性的快速上升，金融體系的內在關聯性與復雜性大幅提升，金融風險集聚、擴散、傳染路徑更加復雜和隱蔽，這對傳統的金融統計分析框架及其有效性、準確性提出了嚴峻挑戰。

　　貨幣傳導機制變化。從傳統意義上講，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主要依賴銀行體系，只要把銀行業的情況搞清楚，就基本上能夠掌握貨幣政策的傳導過程和實施效果。但是，隨著新型金融業態的不斷涌現，我國金融業已經從過去單一的銀行業，演變為銀行、證券、保險等多業并存的大金融業。截至2015年末，我國金融業（涵蓋銀行業金融機構、證券公司、期貨公司和保險公司，不包括中央銀行）總資產達218.71萬億元，比2006年末增長了4倍。其中，銀行業、保險業和證券公司總資產分別為199.35萬億元、12.36萬億元和7.01萬億元，分別比2006年末增長了3.5倍、5.3倍和8.8倍，保險業和證券公司的資產擴張速度明顯快于銀行業。雖然銀行體系仍然是我國貨幣政策傳導的主要渠道，但金融體系結構的深刻變化使貨幣政策的操作環境、傳導渠道發生了重大改變，保險公司和證券公司的投資經營行為對商業銀行的影響也日益加深。

　　金融調控面臨挑戰。一方面，從實施貨幣政策的角度來看，目前，人民幣貸款已不能完整反映金融與經濟的關系, 也不能全面反映實體經濟的融資規模。貨幣與信貸的關系變得日益模糊，兩者的匹配程度不斷下降。理論研究與政策操作都需要能全面、準確地反映金融與經濟關系的更大口徑的統計指標。另一方面，從維護金融穩定的角度來看，近年來，國際金融組織和各國央行[微博]對中央銀行職能的認識不斷深化，除負責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外，還特別強調中央銀行要加強宏觀審慎管理，有效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維護金融穩定和金融安全。要履行好上述職能，中央銀行的判斷和決策必須基于對大量經濟金融數據信息的掌握，不但要求及時和準確獲得信息，而且要求擴大統計和監測范圍，掌握更為豐富的信息，全面把握金融業整體運行和發展狀況。

　　國際金融危機教訓。美國次貸危機之所以會迅速演變成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國際金融危機，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的金融統計制度存在嚴重缺陷，危機發生前無法全面反映金融業發生的深刻變化并及時預警，危機發生后又無法通過統計信息準確地判斷和評估危機擴散程度以及傳染風險。為此，國際金融組織和主要經濟體中央銀行深刻總結經驗教訓，紛紛強化央行職能，修訂法律框架，完善統計制度，擴大統計范圍。中央銀行的金融統計已從傳統的圍繞貨幣政策的職能統計，轉向既為貨幣政策服務、又為維護金融穩定和金融監管服務的全面統計，構建起銀行、證券、保險及境內外相互協調的綜合金融統計體系。同時，通過統計信息標準化等手段，從源頭上推動和促進各類金融信息的共享與協調。

　　金融統計客觀需求。近年來，我國金融統計工作取得了長足發展。但現行的以部門統計、職能統計和靜態統計為主的金融統計體系仍存在不足，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金融統計覆蓋范圍不全，宏觀經濟金融形勢監測所需的部分金融行業統計信息不足；創新型金融機構和結構型金融產品統計信息缺失；風險傳染監測手段嚴重不足，缺乏跨機構、跨市場、跨境交易的橫向監測；信息共享基礎薄弱，統計分類、標準和定義各異，無法以整體視角審視金融市場風險。

　　編制社會融資規模，是開展金融業綜合統計工作的先行探索和有益嘗試

　　為應對國內外復雜多變的經濟金融形勢，滿足宏觀調控的實際需要，人民銀行于2010年11月開始研究、編制社會融資規模指標。2010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保持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這一概念。2011年初，人民銀行正式建立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統計制度，并開始按季向社會公布社會融資規模增量季度數據，2012年起改為按月公布；自2014年起，按季公布各地區（省、自治區、直轄市）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統計數據；自2015年起，開始編制并按季發布社會融資規模存量數據，2016年起改為按月發布。至此，社會融資規模已經形成了一個涵蓋增量和存量、絕對額和增速、年度和月度數據、全國和地方數據的相對完整的指標體系。

　　社會融資規模統計和金融業綜合統計之間存在十分密切的關系。一方面，編制社會融資規模是金融業綜合統計的先行探索。社會融資規模是一個高度概括的指標，是指實體經濟（非金融企業和住戶）從金融體系獲得的資金。其中，增量指標是指一定時期內（每月、每季或每年）獲得的資金額，存量指標是指一定時期末（月末、季末或年末）獲得的資金余額。這里的金融體系是整體金融的概念：從機構看，包括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機構；從市場看，包括信貸市場、債券市場、股票市場、保險市場以及中間業務市場等。而金融業綜合統計是金融領域的一項基礎性工作，是指以金融機構數據元為采集依據，以統計信息標準化為手段，對包括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等資產、負債、損益以及風險情況的統計。因此，社會融資規模統計實際上是金融業綜合統計的一個先行探索。社會融資規模的統計實踐，密切了綜合統計各相關部門的工作聯系，有助于擴大金融業綜合統計的社會認知度和影響力，為在更大范圍內推進金融業綜合統計積累了重要經驗。

　　另一方面，金融業綜合統計是完善社會融資規模統計監測的有效工具。金融業綜合統計體系將為社會融資規模統計提供有力支撐。社會融資規模統計既涉及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統計，又涉及企業通過金融市場籌集資金的情況；既涉及信貸資產的提供者，又涉及信貸資產的持有者；既涉及從存量計算流量，又涉及用流量測算存量。因此，社會融資規模統計需要一個系統的、全面的統計體系作為支撐，以確保數據的可靠性及其來源的穩定性。這個體系就是涵蓋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機構以及金融市場的金融業綜合統計體系。同時，金融業綜合統計是進一步提升社會融資規模統計質量的有效途徑。目前，社會融資規模主要基于金融機構和可獲得的金融市場數據進行編制，涉及的部門多、數據廣。部分原始數據采集時間較晚，不少數據為單指標采集，難以進行準確校驗。隨著金融市場的快速發展和金融創新的持續推進，新的融資渠道還會不斷涌現，條件成熟時應將它們計入社會融資規模，以不斷充實社會融資規模的統計內容。金融業綜合統計就是針對中央銀行、金融性公司的資產、負債、風險情況和金融市場交易情況而開展的統計和調查，能有效支持社會融資規模統計。

　　社會融資規模和貨幣供應量是一個硬幣的兩個面，從不同的維度反映貨幣政策傳導過程

　　社會融資規模與貨幣供應量，分別反映了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的資產方和負債方，是一個硬幣的兩個面。兩者具有不同的經濟含義，分別從不同的方面反映了貨幣政策傳導的過程，兩者互為補充、相互印證、不可替代。

　　社會融資規模和貨幣供應量分別從金融機構的資產方和負債方統計，二者相互補充

　　在人民銀行推出社會融資規模概念的初期，有一種解讀認為社會融資規模是貨幣供應量統計口徑的擴大。這實際上是一種誤解。

　　首先，兩者統計的視角不同。從金融性公司概覽看，資產方主要體現為金融機構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包括人民幣貸款、外幣貸款、委托貸款及信托貸款的投放；非金融性企業及其他部門股票以及企業債券的持有；投資性房地產和銀行承兌匯票等。負債方主要體現為金融機構的貨幣創造和社會流動性增加，包括流通中現金、非金融性企業及其他部門存款、非居民存款、居民儲蓄存款和證券公司客戶保證金存款等。

　　社會融資規模是從金融機構資產方和金融市場發行方進行統計，是從全社會資金供給的角度反映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也就是說，社會融資規模是金融體系的資產，是實體經濟的負債，其內容涵蓋了金融性公司資產負債表中資產方的多數項目。而貨幣供應量正好相反，是從金融機構負債方統計，是金融機構的負債，是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提供的流動性和購買力，反映了社會的總需求。

　　其次，兩者的統計功能有差異。貨幣供應量指標可以按流動性高低劃分出若干個層次，但其主要反映的是全社會的流動性總量，難以準確衡量某個地區或者某個行業的流動性情況。而社會融資規模指標既能完整反映實體經濟從金融體系獲得的資金總額，也能具體反映實體經濟通過不同金融工具融資的結構，以及不同行業、地區、部門融資結構的變化。社會融資規模指標克服了貨幣供應量等總量指標存在的結構數據缺失、信息反映不足、政策透明度不高等問題。

　　最后，社會融資規模統計的是整個金融體系，而貨幣供應量僅從存款性金融機構進行統計。貨幣供應量所代表的流動性并不直接作用于實體經濟，而社會融資規模更能反映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

　　社會融資規模和貨幣供應量分別是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信用觀點和貨幣觀點在貨幣政策實踐中的具體體現

　　從金融機構負債和資產兩個角度出發，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理論研究大體可分為貨幣觀點（負債方）和信用觀點（資產方）兩大流派。貨幣觀點認為，觀察貨幣政策的傳導過程及效應，只需要觀察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負債方（即貨幣）即可，資產方的貸款、債券、股票等可以歸納為“債券”；負債方處于貨幣政策傳導的核心位置，資產方則被忽略了。

　　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托賓、斯蒂格利茨以及伯南克等經濟學家指出，貨幣觀點存在的前提和基礎并不符合實際情況。他們認為，市場競爭并不完全，信息也并不充分，信用創造的過程遠非完善，貸款、債券、股票等非貨幣金融資產之間的差異明顯。如果忽略這些差別、將這些非貨幣金融資產簡單歸納為“債券”可能并不恰當。基于此，他們提出并最終形成了貨幣政策傳導的信用觀點，即以貨幣為代表的負債方并不能全面反映貨幣政策的傳導過程和影響，貸款、債券、股票等資產方也能反映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的影響。

　　貨幣觀點和信用觀點分別從金融機構負債和資產兩個方面，闡述了貨幣政策傳導的機理。根據貨幣觀點，貨幣政策應該以金融機構負債方的貨幣供應量作為中間目標。而信用觀點則表明，貨幣政策還應監測資產方的貸款和社會融資規模。因此，社會融資規模和貨幣供應量，分別是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信用觀點和貨幣觀點在貨幣政策實踐中的具體體現。

　　實證研究的結果

　　大量統計和計量分析表明，社會融資規模和貨幣供應量，與貨幣政策最終目標和操作目標之間存在較強的相關性，兩者對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的影響以及對操作目標的反應大體是一致的。貨幣供應量長期扮演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角色，作為來自于資產端的“鏡像”指標，社會融資規模是對貨幣供應量的有益對照和補充，兩者從不同的維度更加豐富地反映貨幣政策的傳導過程。

　　進一步完善社會融資規模，積極推進金融業綜合統計

　　主動適應現代經濟金融發展的需要，完善社會融資規模指標，推動金融統計從分散的專業部門統計向統一的、標準化的綜合性統計轉變，是金融管理部門的共識和共責。要進一步加強部門間的溝通協作，形成有效的工作合力，共同推動相關工作向更寬領域、更深層次邁進。

　　一是繼續完善社會融資規模指標。跟蹤分析私募基金、新三板、境外股票融資、信貸資產證券化等金融創新對社會融資規模指標的影響，繼續完善社會融資規模統計制度。研究國外信用總量指標統計狀況，深入分析社會融資規模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繼續加強對外宣傳，完善統計數據發布制度，進一步擴大社會融資規模統計指標的社會影響力。

　　二是進一步推動金融業綜合統計。在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框架下，加強部門間的溝通合作，共同完善并實施金融監管信息共享和金融業綜合統計協調機制，進一步厘清現有行業統計指標與金融業綜合統計核心指標的對應關系。穩步推進天津等四省市金融業綜合統計試點工作，完善金融業綜合統計框架，探索編制金融業資產負債表，及時總結好的經驗做法，為在全國范圍內推進相關工作奠定堅實基礎。

　　三是大力推進金融統計標準化。統一和標準化的核心指標體系是進行報表合并、編制金融業資產負債表和金融概覽、進行跨機構和跨市場統計監測的基礎。繼續加強金融業綜合統計監測體系的基礎性研究，了解主要國家開展類似統計的實踐經驗。會同有關部門共同研究確定金融業綜合統計核心指標統計框架，從宏觀層面統一金融部門、金融工具統計分類和編碼，構建與宏觀統計相協調、與金融市場發展相適應、科學合理的金融業綜合統計核心指標和分析框架。有計劃地從大類指標開始，采用分階段、分步驟的方式，從易到難，從簡到全，推動統計指標、統計分類等標準逐步在金融業各子行業落地生根。■

　　作者系中國人民銀行[微博]副行長

　　（責任編輯 紀 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