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杰群

　　資產證券化，又稱結構化金融，是指以特定基礎資產（或資產組合）未來所產生的現金流為償付支持，通過對現金流的結構化以及增信處理，將流動性較差的存量資產轉換為流動性較強的收益憑證的過程。資產證券化所進行的實際上是未來現金流與當前現金流的轉換，是存量資產與流動資產的轉換。對于經濟發展，特別是在當前我國實體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情況下，資產證券化能夠對盤活存量、提供企業發展資金起到積極作用。從美國的發展歷史看，資產證券化對其經濟發展的確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資產證券化又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金融工具，整個產業涉及眾多機構，盤根錯節，再加上金融本身屬性，因此，它并不是一個不會觸發金融系統風險的產品。

　　我國資產證券化雖剛起步不久，但在2013年8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決議提出要進一步擴大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之后，資產證券化發展異常迅速，2014年的發行規模超過前9年之和，而2015年的發行規模又超過前10年之和。從規模上看，2015年資產證券化發行量已躍升為世界第二。資產證券化的快速發展中也出現了一些亂象，值得重視。因此，在資產證券化規模還不大的時候，需要進行前瞻性的研究和規劃，特別是加強對其的監管，這對防范系統性風險具有重要意義。當前我國資產證券化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缺乏信息數據披露機制，缺乏信息共享系統。資產證券化作為一項復雜的金融產品，特別需要信息數據的披露。在美國,《1933年證券法》就是以“完全信息披露”為指導，以保護投資者利益和防止證券欺詐為核心目標的。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設有電子數據存放分析獲取披露系統（EDGAR），并規定所有向公眾發行證券的機構都需要向EDGAR提交電子文檔，而這些文檔又向公眾免費開放。不僅如此，針對資產證券化的特性，SEC還特別設定了額外信息披露標準，如需要公布參與機構信息、證券信息、基礎資產池信息、借款人信息、交易結構信息、靜態池信息、信用增進措施、重要衍生合同等。對于不同資產，如房貸、車貸資產證券化產品，在保護隱私條件下，也需要逐筆披露基礎資產數據。服務機構還需要出具合規報告，受托機構負責人需要對報告進行審閱并簽名承擔相應責任。而我國當前對這類信息數據的披露機制嚴重不足，規則不健全、不完善。

　　眾所周知，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資產證券化基礎資產的質量惡化。在過度追求發展速度時，資產證券化基礎質量如何控制？對此必須依賴于對數據的分析。這對于監管機構尤其重要。數據分析是及時掌握市場一手信息和發展變化的重要且必要手段。但如果基礎資產數據披露機制不存在，那么對金融風險的系統分析就無從談起。在我國，企業資產證券化信息平臺還不存在。雖然有備案制，但對外不透明。部分業內人士認為，企業資產證券化是私募產品，不需要公開信息。但實際上，這些企業資產證券化產品是在上交所[微博]、深交所[微博]掛牌交易的，面對的是公募基金。特別是，資產證券化產品正在尋求擴大投資人范圍。對于投資人來說，缺乏信息數據的獲取，就無法有足夠的信心來投資產品。而無足夠廣泛的投資人，也無從談起構建活躍的二級市場。

　　其次，雖然目前資產證券化創新較多，但資產證券化的創新大多集中在基礎資產的擴展上，有實質性意義的創新不多。有的雖然號稱有創新，但也只是局限在某一地域或時段，并沒有實質意義上的突破。特別是，眾多產品在針對投資人需求方面基本沒有什么變化，而投資人方面的市場需求極大。例如，我們能否設計出對沖利率變化的資產證券化產品？我們能否設計出給貨幣基金投資人的產品？這些供給側產品的設計能夠切實滿足投資人的需要，規避投資風險，增加投資人類別，開拓二級市場。否則，大家千篇一律地抄襲著固有模式，規模好像起來了，但發展的動力卻越來越弱了。

　　此外，一些創新實質上是在進行政策套利，這對金融體系的宏觀穩定可能起到“混亂”作用。例如，在交易結構上，國內出現了所謂雙SPV的構架。這種結構可以完成“非標轉標”的目的，或者將信貸資產轉移到資產支持專項計劃。表面上看，這是一種創新，但實際上是對監管的一種規避。由于我國資產證券化監管比較散亂，并沒有一種SPV模式可以供所有產品按需選擇，不同產品發起人必須按照所屬監管部門的分類進行業務活動。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分業監管制度對資產證券化發展起到了制約作用，不利于行業的長遠發展。在這種狀況下，發起人采用雙SPV可以規避監管格局的限制。但在行業出現問題時，監管部門如何妥善協調解決問題，還有待觀察。深層次上看，通過監管套利已經成為國內金融發展的一種常態。如何簡化監管，管該管之事，放不該管之物，特別值得深思。如果說，通過雙SPV能夠規避分業監管的限制尚屬不得已之舉，而“非標轉標”則純粹是監管政策套利。通過“非標轉標”提升了銀行名義資本充足率，但如果資產本身沒有出表，銀行實際風險并沒有改變。筆者認為，這特別需要引起監管部門的注意。

　　當前，對資產證券化的理解過度強調資產出表所帶來的好處，卻忽略了其不足之處。而事實上，是否出表僅僅是會計上的一種表現形式。通過資產證券化對一些資產出表的確可以提高當期企業盈利率。但是否可以長期提高企業的盈利水平？這個問題值得研究。事實上，海外對此問題已經有了大量論文，但結論并不一致。不少實證分析認為，企業會利用資產證券化獲得的流動性資金來投資于風險更高的項目上，因此會降低商業銀行的長期資本充足率，并導致銀行經營風險上升。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發展來看，資產證券化活躍度高的商業銀行所受沖擊更大。但也有論文認為，資產證券化可以降低融資成本、改善風險管理與提高盈利水平，對銀行的風險取決于基礎資產和交易結構的設定。在我國，長期以來，商業銀行追求規模，對縮減資產規模的資產證券化業務還不太關心，因此比重還很小。但隨著企業轉型，資產證券化的發展速度會進一步加快，如何理解資產證券化業務對企業績效的長期作用，而不是追求近期業績，值得研究。

　　資產證券化的機理是大數定律。也就是說，當資產包里的基礎資產多量、分散時，資產證券化才有助于分散單項資產的違約風險，提高產品的信用度。但事實上，我國信貸資產證券化的資產集中度，相比美國同類產品，要高得多。通過對已發產品的計算，75%的信貸資產證券化中的資產筆數低于50個，覆蓋行業普遍低于20個。而美國，同類產品的資產筆數一般在200～300個，覆蓋行業20～30個。金融結構本身就具有變性和不穩定性，比如，即便在平常是負相關的資產，在危機到來之時，其價格走向也會急劇變化成為正相關且相關系數接近于1。因此，在資產包中基礎資產過低時，資產證券化產品的一些增信措施，如優先/劣后，將失去作用。不但如此，一旦相對安全的優先級失去劣后層的保護，那么眾多的優先層的歸集也會爆發系統性的沖擊。

　　總之，資產證券化業務在我國開展歷史不久，在很多方面還存在缺陷，比如企業資產證券化核心所在的SPV在破產隔離、稅收中性方面都不具備完善的法律支持。但這些缺陷只是造成了業務成本的提升和投資人收益的降低，尚不會帶來系統性風險。而資產信息數據的不透明、不公開，以及不公正的監管套利則會引發系統性風險，或者妨礙監管部門對風險的及時跟蹤和反應，值得監管部門的重視。在當前，監管部門應該盡快完善信息數據披露機制，關注點應該從負面清單轉移到數據的準確性、全面性。在完善SPV法律、會計處置的基礎上，建立市場跟蹤機制，及時處理政策套利，改進業務指導規則，使得資產證券化能被實體經濟更好地運用，而不是成為虛空的金融形式，同時防范潛在的風險。（本課題得到上海市歐美同學會資助）■

　　作者系中益仁投資公司董事長、中央財經大學兼職教授、中國資產證券化論壇執行秘書長

　　（責任編輯　趙雪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