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志凌

　　中國經濟進入新時期

　　中國經濟已不再是過去簡單的上行期或下行期的概念了，我們可能步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傳統的思維和觀察方法需要作出改變

　　2013年以來，中國經濟形勢越來越成為全球最熱門的話題之一。雖然原因很多，但中國經濟地位的變化可能是最主要的因素。過去十幾年，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位置發生了巨大變化。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前，中國占全球經濟總量的比重較小，對全球的影響較為有限，外界關心的是中國改革開放程度與前景，很少有人關注中國經濟對世界的總體影響。但本次金融危機之后，尤其是“4萬億元”經濟刺激計劃付諸實施之后，中國經濟實現了“彎道超車”，在全球的地位一下子凸顯出來，一躍成為全球最大的貿易國家，并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我國許多的經濟指標都變成了世界第一，比如一些工業品和農產品產量; 多種大宗商品的需求量也成為全球第一，比如鐵礦石、石油等。隨著在全球經濟地位的變化，我國的經濟增速已經變成了影響全球的大事。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時候，我國的經濟增速從10%以上跌到6%，國際市場都沒有太大反應，但現在經濟增速的細微變化和波動都會引起國際市場的關注和業界激烈的爭論。最近幾年，世界對中國經濟特別關注，以至于美聯儲的貨幣政策都要考慮中國因素，這是前所未有的。

　　觀察過去的15年（2001～2015年），我們發現中國經濟有幾個不同的時期。應該說，每個時期經濟運行都表現出不同的特點，人們對經濟形勢的認識和看法也隨之變化。回顧經濟觀察史，不難發現，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人們對經濟狀況的普遍認識各具特點。當經濟處在上行期時，人們對形勢的判斷往往不存在方向性分歧，只是對上行程度認識不同，很少有人關心經濟是否會回落，大家關注的是上行期能持續多久、是否存在泡沫。中國經濟自2000年一直到國際金融危機之前，處于一個持續的上行期，盡管期間增速有所波動，但很少有人認為中國經濟的方向會發生逆轉，即使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的時候，也很少有人認為會發生方向性的改變。同樣，如果經濟處于下行期，例如經濟危機期間，很少有人會質疑下行的方向是否正確，人們關注的是下行的破壞力有多大、經濟衰退到底要持續多久。但當前中國經濟可能處在一個新的時期，從2012年到2015年，連續16個季度經濟都在7%到8%的區間內窄幅波動運行，既不是上行期，也不能說是下行期。由于經濟增速在狹窄的通道內橫向盤整運行，人們習慣于爭論經濟下一步是企穩回升還是持續下行。堅持經濟下行論的人可以找到很多衰退的行業、宏觀經濟指標佐證；傾向經濟企穩回升的人也有很多的論據支撐。尤其在2012年經濟增長跌破了8%的“新世紀的習慣保底線”、2015年第三季度擊穿了7%的“社會心理底線”后，市場上彌漫著“悲觀”情緒。業界有些觀點認為經濟還要持續下行，可能會跌到6％、5%，甚至最極端的觀點認為會到3%。處在這么一個特殊的結構轉換時期，認識分歧在所難免。

　　其實，現在對中國經濟形勢的認識之所以有這么大分歧，可能就是因為中國經濟已不再是過去簡單的上行期或下行期的概念了，我們可能步入了一個新的時期，而我們的傳統思維和觀察方法卻沒有變。如果能認識到中國的經濟已經發生了變化，改變觀察與思維的角度，很多認識就能達成一致。在經濟上行期，大部分行業和企業都是蒸蒸日上。但是經濟處于下行期的時候，即使是好的、有競爭力的行業，也會遇到嚴重的挫折。而在一個橫向盤整的結構轉換時期，行業分化特征則比較明顯：一些行業發展速度較快，超過了正常的經濟增長速度；一些行業正在萎縮，增速低于一般經濟增速，有些甚至出現負增長；還有一些行業一直保持比較穩定的狀態。透過這三類行業的數據變化，可以洞察中國的真實經濟情況：有“好”有“壞”是基本特征，某些行業出現困難甚至萎縮，其實是經濟模式轉換時期所特有的現象；好壞并存的現狀，表明我國的經濟和產業結構正在發生細微但深刻的變化。目前大家感覺比較悲觀、指標持續惡化的行業，大部分屬于高耗能、產能過剩和勞動密集型。六大高耗能行業的產值增速和利潤增速放緩，對整體工業增速產生了較大影響，但這些行業增長速度的減緩恰恰反映了經濟結構調整的逐步推進；這些行業面臨嚴峻形勢，從另一個層面來說對經濟結構調整其實是好事，如果現在這些高能耗行業繼續高速增長，表明經濟結構仍未調整、經濟增長方式仍未轉換。

　　中國經濟的變化不僅體現在結構轉換上，還體現在量級變化上，2012年以來中國已經步入大型經濟體的行列。理論上，針對“大國經濟”的觀察要區別于小國經濟，必須用大國思維來管理調控經濟。用發展的眼光來看，隨著經濟體量的增加，中國經濟在增長規律、調控方式等方面都會呈現與以往不同的特點，一些傳統上行之有效的認識、策略突然變得無效，一些習以為常的數據規律也在發生變化。人們在面對不同于以往的經濟數字、經濟形勢時往往會產生認識上的分歧，對政策制定和市場行為都會產生影響。因此，要充分把握大國經濟運行和數據的新特點，統一認識，提升宏觀調控能力，避免認識上的混亂帶來行為上的偏差。

　　駕馭大國經濟的思維理念

　　一個開放的大型經濟體，必須要考慮本國經濟波動產生的外部“溢出效應”。當經濟體量較小時，國際市場對我國外貿出口的波動并不敏感，而目前我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貿易國家，如果經濟增長依舊靠出口來拉動，這顯然是全球市場不能承受之重。大型經濟體在匯率、利率、貨幣儲備等方面，任何的舉動都會在全球產生巨大的影響。美聯儲2008年推出的量化寬松政策，不僅影響了美國經濟，更影響了全球經濟的走勢。例如，2015年以來人民幣匯率調整，股市大幅波動，都對全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大國經濟體更加考驗管理者的智慧，必須要有經濟戰略縱深的安排，否則一旦出現大國經濟對抗，后果將是災難性的。作為大型經濟體，首要任務是經營好國內市場，而不是將希望都寄托在國際市場上，要堅定不移地推動由外需轉向內需、由投資轉向消費的戰略轉型。大國經濟的利益分配和資源配置有別于小國經濟，必須靠市場配置資源，不能照搬過去的經驗。大型經濟體更講求平衡之道，美、歐歷來非常重視整體經濟的平衡，日、韓等外向型國家由于無法建立本國的經濟平衡，故而始終憂心忡忡。建立適合中國特點的國家治理體系，速度與效益不可偏頗，內部與外部需統籌考慮。即使是結構調整與增長方式轉換，也不能畢其功于一役，應該尊重市場規律。駕馭大國經濟的平衡之道要注意以下幾個思維理念問題。

　　更加注重規模平衡，高度警惕缺口風險

　　大型經濟體應該高度重視經濟平衡，一旦出現了顯著缺口，一定要想辦法填補，否則就會產生一系列連鎖反應。近來中國經濟遇到的一些問題，與缺口管理不到位有關。一是凈出口下降產生的缺口。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凈出口對GDP貢獻不斷下降，甚至出現了負貢獻。剛開始的時候，我們主觀上判斷可以通過拉動內需來填補凈出口下降所產生的缺口，但對于如何從戰略上啟動內需并沒有前瞻性考慮，以至于大量短期應對措施倉促上陣。二是投資缺口。2009年第四季度開始實施的“4萬億元”投資計劃，到了2011年突然急剎車，宏觀經濟出現明顯缺口，形成巨大的縱向市場收縮與橫向波及效應。2010～2014年，投資增長的速度不斷下降，尤其是政府投資突然減少，引發民間對經濟增長的負面預期。而美國在經歷4輪量化寬松政策（QE）后，退出QE以及之后的加息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三是消費缺口。從理論上說，在出口萎縮、投資下行的情況下，必須通過增加消費來彌補缺口。2012～2013年，控制政府消費性支出是完全正確的抉擇，但我們沒有同步啟動私人投資與居民消費來彌補由此形成的缺口，而這個缺口一直到2015年才由居民消費所彌補。

　　更加注重總量和結構的平衡

　　大國經濟體不僅有總量的問題，更有結構的問題。有時會出現結構不合理，甚至出現在總量過剩情況下的結構性短缺。大國經濟不能簡單地看幾個總量指標，要透過總量看結構。以鋼鐵產能過剩為例，2013年全國鋼材產量為10.7億噸，受制于技術水平，鋼材出口量僅為6234萬噸，但同時還有大量高端鋼材依靠進口，如新能源汽車、高鐵、大飛機、航天、船舶等重點領域的關鍵鋼材。類似的情況也存在于許多其他行業。我國目前是低端產能過剩、高端產能短缺，僅僅控制總量，解決不了問題。從產能的結構來看，政策選擇應該是有保、有壓、有增、有減，總而言之，大國經濟問題不能簡單對待。

　　注重借鑒西方經濟理論與走中國特色道路的平衡

　　很多人拿西方經濟的理論來衡量中國經濟的現實，可能會產生“水土不服”的問題。以去杠桿的政策建議為例，判斷宏觀經濟的杠桿率是否過高，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抉擇，不同經濟增長階段、不同宏觀經濟環境，都會呈現不同的杠桿特點。但一些研究報告不考慮中國實際情況，直接拿中國的數據與歐美等發達國家進行比較，一旦某個或某些指標的數值與國外有較大差異，就得出杠桿率過高的結論。殊不知中國經濟在很多方面不同于歐美，以央行[微博]資產負債表為例，中國人民銀行[微博]的資產擴張很大程度上是由外匯占款、存款機構繳存的準備金等負債端驅動的，與美國聯儲的資產擴張有很大的不同，在貨幣杠桿的判斷上就幾乎沒有可比性。當前不能簡單地說中國經濟的負債率太高，更不能采取急功近利式的一次性去杠桿。事實上，中國目前面臨很嚴重的通貨緊縮，如果杠桿率在短時期內下降到西方學者給出的經驗數據，經濟可能出現嚴重的危機。杠桿率的調整應該是一個漫長的、持續的過程，例如日本的杠桿率一直很高，但從來不敢輕言去杠桿。

　　注重市場力量和政府力量、傳統干預方式和市場預期管理的再平衡

　　中國作為大型經濟體，在已經全面融入國際市場的情況下，必須遵守國際市場的經濟規則。三十年改革實踐證明，市場化方向不可逆轉，經濟總量達到一定高度之后，政府的主導地位必須逐漸淡出，市場將扮演基礎角色，日本、韓國如此，中國亦如此。通過本輪股市的波動我們可以看到市場的力量是多么的強大，和當年已經不可同日而語。處理好市場與政府的關系，首先是政府要逐漸退出競爭性經濟領域，讓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發揮基礎作用，同時轉換政府職能，解決政府管理缺位和不到位問題。

　　對宏觀經濟的常態調控還應該借鑒預期管理方法，如果經常采取讓市場措手不及的“神秘”管理方法，會放大宏觀經濟的不穩定，也無法取得預想的效果。直接調控的成本太高，有時會帶來一系列后遺癥，大型經濟體在市場發揮基礎作用的時候，更應該注重預期管理，引導市場的預期。近年來，美聯儲的一個重要經驗就是實行前瞻性指引，對于開放的大型經濟體，預期管理比直接干預更加有效。

　　經濟領域的三個問題需重點關注

　　對于大國經濟，除了轉變思維理念，還要重點關注以下三個問題：

　　一是真正實現經濟結構與增長方式轉換，關鍵是經濟升級，將工業升級提升為國家戰略。經濟要升級，工業能否升級至關重要，我國正處在產業結構調整與消費升級換代的交匯點上，怎樣適應國內消費需求發展趨勢，升級供給結構，提升產品檔次和技術含量，促進工業品生產由中低端轉向中高端，是經濟轉型的重中之重。提升有效供給能力的關鍵是高端裝備制造業的技術升級換代，這可以起到“一石三鳥”的作用：一是拉動當前投資需求；二是通過創新產品喚起市場潛在的消費需求；三是增強出口競爭力。政府應主動選擇戰略性產業，加大技術更新投資力度，提升企業家信心，拉動企業投資，增加有效供給，激發潛在需求。

　　二是拋棄簡單經濟周期規律的行業復蘇幻想。始于1974年、席卷美國和歐洲主要工業國家的“鋼鐵危機”，是工業化國家鋼鐵業結構性變化的標志。危機之初，很多人認為，這只不過是鋼鐵行業的又一次周期性下跌，但是這次鋼鐵危機的劇烈程度超過了所有人的想象。英、美、德、法等國鋼鐵產量下降近50%，并伴隨大量工人失業。盡管上世紀80年代之后世界鋼鐵業又經歷了幾次復蘇，但是這些工業國家鋼鐵業就業人數再也沒有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隨著我國邁入開放的全球化時代，過去的規律和經驗可能失效，要拋棄對歷史規律幻想，鋼鐵行業是這樣，其他行業也是如此，很多傳統行業很難再回到往日的輝煌了。

　　三是著力提升微觀經濟活力與引導企業家預期。微觀經濟活力不是簡單依靠政策刺激就能解決的問題，關鍵在于引導企業家的預期。目前有些外國企業家已經看到中國經濟的變化，并在籌謀布局，但國內的企業家卻普遍感到悲觀，宏觀管理怎么引導企業家的預期至關重要。在大國經濟、開放的市場體制下，已經不能再靠“發指示，做計劃”來刺激經濟，而是要努力通過引導企業家預期激活微觀經濟活力。政策制定部門尤其要避免對市場麻木不仁，更不能總是逆市場而動，如果市場持續呼喚某些政策出臺，必然有其原因，應該在深入分析、積極甄別、科學論證之后從善如流，恢復市場信心。■

　　作者系中國建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責任編輯 賈瑛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