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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與金融

　　邵赤平

　　2000年3月，湖北一個退了休的鄉黨委書記上書時任總理，反映當地農村、農業和農民面臨的問題，概括出了一句很經典的總結語“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關注。此后，“三農”問題就變成了一個概括我國農村問題的特有概念，頻繁地出現在有關農村經濟發展的政策文件之中。“三農”問題突出地表現為農業生產波幅過大、農村社會治理落后和農民收入增長滯緩。

　　為什么在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三農”問題還如此嚴重呢？要試圖回答這個問題，必須首先弄清楚決定農村經濟發展的最主要的經濟資源是土地。離開了土地，就不叫農村；離開了土地，就沒有了農業；離開了土地，也不叫農民。所以說“三農”問題的核心是土地問題，一點都不為過！

　　土地產權制度是決定整個土地資源配置與使用效率的基本制度。土地產權制度創新方式和制度績效的優劣，直接制約著農業生產、農民生活和農村經濟的穩定持續發展。歷史上，我國農村長期處于小農經濟狀態。這種社會經濟發展模式的基本格局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根源就在于我國以自耕農為主導的土地制度的穩定性。

　　現在很多人認為，在上述發展模式中基本上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金融市場，金融業也沒有什么大的突破。受關注比較多的金融形式主要是一些以調劑農業生產和農民的生活需要、平抑高利貸為目的的融資活動，例如由官府舉辦的常平倉、青苗法，民間創建的社倉、標會、典當等。到了明清時期，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以山西晉商為主創建了票號，以江南徽商為主創建了錢莊。直到近代，傳統的農村金融依然以簡陋的“民間金融”為主，農業金融處于渙散、弱小的地位，根本起不到有效支持農業經濟發展的作用。

　　但是在這種土地制度下，有一種現象似乎大家關注得很少，這就是土地的資本化。在西漢時期，司馬遷就看到了土地的資本化傾向。西漢中后期，很多有實力或者有能力的人就開始盡可能地買地囤地，除了自己能夠耕種的一部分外，其余的就租給無地、失地或少地的農民耕種，向租地的農民收取田租。司馬遷把這種現象稱為“素封”，說是相當于被皇上封了領地，獲得了“食邑”。后來歷朝歷代發生的土地兼并等現象，究其實質都是資本向土地集中的結果。也就是說，在我國兩千多年的小農經濟社會中，還潛伏著一個龐大的土地金融市場并沒有引起我們足夠的關注。晉商有一條經營理念，叫做“以末致富，以本守之”，這里的“末”指的是商，“本”指的就是土地，意思是說經商獲得資本后再購置田地，由商人而成為地主（即土地資本家），實現了原始積累的資本向土地的轉化。

　　實際上，農村金融的支柱就是土地金融。土地金融無論是在邏輯上還是在時間上，都是近現代金融或者說是工商業金融的前史。以發端于中世紀末期地中海沿岸的銀行業為起點，以形成于工業革命時期的倫敦金融市場為標志，土地金融與資本金融被隔離，土地金融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為經濟學家們所忽視、淡忘。現在所說的金融，基本上就是工業革命以后建立在工商企業金融基礎之上的近現代金融體系或結構，也就是人們通常所熟悉的、發生在閃爍著霓虹燈光亮的城市寫字樓叢林里的金融。

　　遺憾的是，長期以來，我們對農村土地的產權問題諱莫如深，使得農村金融業處在一種尷尬的狀態：模糊不清的土地產權制度使得農村金融喪失了以土地作為基礎性資產價值的依托，土地無法資本化、市場化，其資本屬性和抵押功能不能有效發揮出來，極大地制約了農村金融可創造的金融產品、工具和發展空間；分散化的小農耕種方式和“靠天收”的巨大風險，制約了金融介入農業生產的規模和能力；貧困的農民生活狀態，限制農村消費金融發展的潛力。農村金融不僅沒有獲得應有的發展基礎，相反，在某種程度上還加深了“三農”問題的嚴重程度，部分銀行等金融機構成為轉移農村經濟資源的“抽水泵”，把農村有限的金融資源源源不斷地輸送進了城市金融的“管道”內，加劇了城鄉金融“二元對立”的局面。

　　使農民真正富裕起來的方法就是使農民直接擁有土地。如果農民實際擁有了土地的完全產權，他就不再是一個貧窮的人，“三農”問題就可以沿著如何盤活土地存量資產的思路找到相應的解決方法。農村金融也可以沿著建構以土地金融為核心，合作金融、商業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相互補充的道路發展。■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

　　（責任編輯紀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