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　孫芙蓉

　　——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德蒙菲爾普斯教授

　　埃德蒙德，菲爾普斯　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1933年出生于美國芝加哥，1959年獲得耶魯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師從諾獎得主詹姆斯，托賓教授。菲爾普斯曾經執教于耶魯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1971年起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1981年當選為美國科學院院士，并于1982年獲聘為麥維克（McVickar）政治經濟學教授。菲爾普斯教授于2001年創建資本主義與社會研究中心并擔任主任。現供職于哥倫比亞地球研究所，同時擔任美國科學院院士、美國社會科學院院士、紐約科學院院士、美國經濟學協會副會長、布魯金斯經濟事務委員會資深顧問、美聯儲學術會議專家、美國財政部和參議院金融委員會顧問、《美國經濟評論》編委等。2000年，他榮獲美國經濟協會杰出會員稱號，2010年擔任閩江學院新華都商學院院長。

　　記者：感謝您接受《中國金融》雜志的采訪。祝賀您剛剛獲得全球金融啟蒙終生成就獎。您在30歲時曾見證了美國創新的活力，而80歲時又見證了中國創新的活力。首先，請您談談對中國當前創新形勢的看法？

　　埃德蒙，菲爾普斯：一個民族的繁榮取決于創新活動的廣度和深度，而國家的繁榮則源自民眾普遍參與的創新。中國總理李克強2014年秋季在達沃斯論壇演講中談到，要在中國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上掀起大眾創業、草根創業的新浪潮，形成大眾創新、萬眾創業的新態勢，并以此作為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的新引擎。草根階層的活力要求人們擁有創辦新企業的自由，以及在創業成功后得到社會承認和財富回報的信心。我確信，中國將很快開啟從商業經濟向現代經濟的轉軌，這一轉軌可能要經歷一兩代人的時間，應當沒有什么可以阻礙中國完成這一進程。

　　通過技術引進、投資和貿易，中國今天已經成為中等收入國家，很早以前英國和美國也處于類似階段。在英國，由于促成了生產力的起飛，曾開啟了一個多世紀的持續增長。在生產率與工作回報爆發式增長的背后，是大大小小的創新成果。大多數創新其實并不需要新的科技成果，而是需要新的商業觀念。中國要繼續保持生產率和工資水平的快速增長，就必須加快自主創新。如果中國經濟要完成從中等收入向領先水平的轉軌，也必須找到激發經濟活力的必要手段。中國要保持高度的經濟活力，就必須確立現代價值觀的主流地位。即使一些西方國家確實能夠恢復高度創新所需要的活力，它們的創新活力和相應的非物質繁榮也不會促使中國出現相應程度的非物質繁榮。中國的非物質繁榮需要更多的中國人參與到創新的過程中來，我把它稱為“草根創新”。

　　很重要的一點是，創新有賴于價值觀的引領。更密集更普遍的創新是中國當前面臨問題的解決方案。其意義在于創造投資與創業機會，從而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開發新的商業領域。如果中國能夠不斷地有創新出現，那么就可以平衡沿海和內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就可以提高人均收入，特別是提高生產力，這也是中國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方法。

　　同時，大眾創新的興盛是現代社會寶貴的人文主義財富。繁榮的核心是生活的興盛，是對事業投入、迎接挑戰、自我價值實現和個人成長。我認為這是一個看待國家繁榮的新視角。獲得收入可以帶來個人的興盛，人生的興盛來自新體驗、新環境、新問題、新觀察以及從中激發出來并分享給他人的新創意。國家層面的繁榮，大眾的興盛源自民眾對創新過程的普遍參與，單靠制度是不能創造活力的。這種創新活力可能被制度約束或削弱，大范圍的創新活力只能由正確的價值觀激發。

　　記者：您談到，19世紀英國、美國及西歐的大繁榮,帶來這些國家在人類歷史上首次實現工資大幅提高、市場就業崗位大量增加，以及工作滿意度普遍提升，請您談談是什么促成了這次大繁榮？

　　埃德蒙，菲爾普斯：我一直認為，西方國家的歷史是由一個核心矛盾推動的，就是現代價值觀與傳統價值觀或保守價值觀之間的斗爭。西方國家從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到啟蒙時代，再到存在主義哲學的漫長文化演變史中，產生了各種新的價值觀，其中就包括提倡創新和探索、促進個人成長的現代價值觀。這些價值觀激發了英國和美國現代社會的崛起，在18世紀培育了現代民主制度，19世紀又催生了現代經濟，形成了最早的具有活力的經濟體。這一文化演變也把現代社會帶到了歐洲大陸，新工藝和新產品的發明是這種興盛活動的一部分，并成為同期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然而進入20世紀后，興盛的范圍逐漸縮小，增長相應減速。

　　正如保羅，約翰遜在《現代的誕生》中所說,現代性是18世紀80年代產生的——但現代社會基本成型的時間是在1815～1830年。在人類歷史的大多數時期，社會經濟的參與者很少開展能夠拓展其經濟知識的活動,原因并不是他們缺乏想象力，而在于他們缺乏為社會提供新產品、新工藝的能力。即使在1500～1800年的巔峰時期，商業經濟所取得的經濟知識的增長也少得令人吃驚。但隨著對現代制度的認識逐漸深入，人們普遍感受到新制度正在展示更多的可能性。

　　英國人均產出從1815年拿破侖戰爭結束時開始持續提高，美國的工資水平則在10年后開始起飛，法國和德國緊隨其后。隨著英國、美國、法國和德國經濟的起飛，其他西歐國家就像尾隨巨鯨的魚群一樣，借助領航者的水流快速前進。我們有理由認為，只有經濟知識的增加才足以支撐這些國家整體生產率和實際工資水平的提升。也就是說，起主導作用的是才智，而不可能是科學技術。19世紀這些國家的爆發式增長，真正的原因是全新經濟形態出現的結果。只要這種經濟機制能夠維持有效運轉，就可以長期促進自主創新。其間，勇于創新的企業家大量涌現，數量上最終超過了商人。女性的解放以及奴隸制的最終廢除，進一步擴大了興盛的群體范圍。一向以孤獨和重復為特征的傳統工作被互動、新奇、充滿吸引力和挑戰性的現代工作所取代。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到工藝和產品的改進中并進行新的構思，越來越多的工作體驗發生了根本變化，從零售業到紡織業，甚至到流行音樂產業。現代社會充滿了亞當，斯密希望看到的那種“勇武精神”，從大眾中脫穎而出積極迎接挑戰，經濟活力的火花點亮了現代生活。1870年西歐人均產出比1820年提高了63%，1913年又比1870年提高了76%，這兩個時期英國人的產出分別提高87%和65%，美國提高95%和117%。從起飛階段到1913年的累計增幅使美國和英國的人均產出分別增長到原來的3倍和4倍。

　　保持經濟的現代性所需的支持不僅僅是對合法權利的肯定和執行，也不僅僅是各種商業和金融制度。經濟活力并不否認科技進步，但并不把繁榮與科技直接掛鉤。態度和追求才是現代經濟活力的源泉。它主要是指保護和激發個性、想象力、理解力和自我實現的文化，這種文化促進了一個國家的自主創新。這種本土創新源自人民的冒險精神和發揮創造力的愿望，它一直深入到社會的草根階層，并且有相應的制度得以實現，使人們能以這些冒險活動為生。英美兩國的活力在創新活動的噴涌和新事物的流行中展露無遺。然而，從現有的資料來看，今天的英美兩國呈現的創新性和工作滿意度已遠不能與20世紀70年代之前的水平相比。

　　記者：您呼吁人們不要放棄激發現代社會普遍繁榮的現代價值觀，要重樹失去的精神。那么，如果一個社會缺乏這種現代價值觀的話，是否就意味著創新之路就會變緩或者停滯呢？在對創新驅動力的不斷認識中，其理論發展經歷了怎樣的演化？

　　埃德蒙，菲爾普斯：從19世紀20年代的英國到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大繁榮的歷史進程是廣泛出現的自主創新的結果。這些領跑國家以某種方式形成了創新活力，即開展自主創新的欲望和能力，我稱之為“現代經濟”，其他國家通過緊跟這些現代經濟的發展而獲益。商業經濟被改造為現代經濟。創新不是精英的專利，大眾也能創新。英美生產力騰飛的年代，人們很開心、專心地工作，非常滿足。這并不是因為科技進步，當時并沒有太多新的科學發現，取而代之的是商業領域不斷涌現的創新。這是一種經濟和商業上的創新。

　　當一個經濟體從現代化階段倒退時，社會中的創意流就會枯竭。不管一個經濟體的發展是走向現代還是走向傳統，其工作生活的結構都將發生深刻變化。美國人和歐洲人已不再熟悉“大眾的繁榮”的感覺。一個世紀前有過輝煌社會的國家，如“咆哮的20年代”的法國，或者20世紀60年代早期的美國，都已經丟失了廣泛的繁榮的鮮活記憶。

　　那些不理解繁榮來自何方的國家，所采取的行動可能會嚴重打擊它們的創新活力。很少有人意識到現代生活及其帶來的繁榮是多么可貴，對現代經濟的理解必須從現代觀念開始。我曾經對占主導地位的錯誤有害的創新理論做過梳理。許多學者曾暗示，他們從普遍接受的觀念中解放出來時經歷了漫長的掙扎。我自己也必須越過模糊不清的描述和不切實際的理論形成的叢林，才能深入探討現代經濟及其創造性和價值觀。熊彼特的經典理論認為創新是由外在因素所激發的，新熊彼特主義則認為鼓勵科研可以促進創新，這兩種觀點都預先假定現代社會可以離開現代經濟體而運轉。亞當，斯密則認為，人們的幸福只來自消費和休閑，因此所有的職業活動都是為此目的服務，而非追求工作本身的體驗。凱恩斯的新古典福利主義認為，失敗和波動是需要解決的現代社會的主要缺陷，因為導致波動的挑戰和冒險對人們來說沒有意義。其后出現并占主導地位的新古典學派則認為，商業活動只是進行風險評估和成本控制，與人們的抱負、未知、探索和遠見無關。還有極端樂天派的觀點，他們認為一個國家的制度不構成問題，因為社會演化會產生最需要的制度，每個國家都有最適合自己的文化。很明顯，過去產生的這些觀念都有一定的片面性。

　　記者：請您談談創新、活力與增長的關系。我們為什么需要關注創新的活力，一個大的經濟體怎樣才能夠保持持續足夠的創新活力？

　　埃德蒙，菲爾普斯：現代經濟的基礎就是創新體制的有效運轉。創新依賴于整個系統，因為我們所說的創新是指新工藝或者新產品在成為新的生產實踐，因此，有創新構想的人和企業只是開端，要獲得良好的發展前景，社會還需要有專業知識和經驗的人來判斷是否值得開發、投資以及推廣。依靠對各自產業和職業的深入參與和長期觀察，很多人都會產生新的商業創意。新產品和新工藝的開發需要不同的投資主體參與，如天使投資人、超天使基金、風險投資、商業銀行、儲蓄銀行和對沖基金等，這個過程還需要不同的生產商的參與。一個國家必須有自主的開發和應用工作，當然，也可以引進在本國市場具有良好前景的產品，但這需要敏銳的洞察力。創新與模仿存在本質區別。

　　要衡量某個經濟體的活力，我們必須深入分析經濟中哪些結構因素可能明顯激發或者制約活力的迸發。這是創新背后的深層次動力，包括制度的設計、革新的動力、必要的能力、對新事物的寬容度以及有關的支持政策，也就是創新的意愿與能力。活力決定著創新的規模，其他因素如市場環境也會對結果造成影響。當然，社會可能會出現新的短缺期與爆發期，因此在創新活力水平基本不變的情況下，實際的創新節奏也可能表現出明顯波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歐洲出現了少量創新，但到20世紀80年代，隨著財富與收入的比例恢復到過去的水平，創新浪潮也隨之消退。

　　一個國家的增長率并非衡量創新活力的有效指標，全球經濟受到一個或者多個經濟體的驅動，這使得某些活力不足的經濟體也可能保持著高速增長。活力不足的國家能保持這樣高的增速，部分原因是因為與高活力經濟體展開貿易，但更多的是因為它們有高度的靈活性來模仿現代經濟體應用的原創產品。瑞典就是典型的例子，1890～1913年瑞典生產力增速居世界第一，新公司如雨后春筍般涌現，甚至出現了很大的公司。可瑞典并沒有美國或德國那樣高水平的活力，所以在1922年至今的幾十年里，瑞典再也沒有一家公司進入全球股票市場前十位。日本1950～1990年的高速增長也是一個案例，日本并未實現轉型，而是抓住機遇引進和模仿了其他現代經濟體已有數十年積淀的經驗。中國在1978年以后實現的創紀錄增長則是最新的案例。在其他國家看來，中國出現了世界級的活力水平，而中國人卻在探索如何煥發本土創新所需要的活力，因為不做到這一點，高速增長將很難持續下去。

　　現代經濟把各種類型的人都變成了“創意者”，金融家成為思考者、生產商成為市場推廣者、終端客戶也成為“弄潮兒”，現代經濟在過去兩個世紀發展的推動力就是這種體系--由經濟文化與經濟制度構成的體系。正是這一體系而非傳統理論所說的科技杰出人物，才是現代經濟的活力之源。

　　煥發高度活力的國家，都有相應的生活態度作為支撐。后來這些國家在20世紀失去了一大部分經濟活力，原因并非現代經濟或現代資本主義的制度缺陷，如容易導致經濟波動等。在歐洲，其原因在于傳統價值觀復蘇，現代價值觀受到打擊，導致資本主義制度被名為社團主義的實則類似中世紀式的制度和政策所代替。

　　記者:一般來講，創新創業的成功率都是較低的，您認為怎樣才能夠提高中國創新創業的成功率呢？

　　埃德蒙，菲爾普斯：創新不是一個簡單的開燈或關燈的問題，沒有人能夠保證其一定成功，甚至90%的創新都可能是失敗的。但如果連想法都沒有，那一定無法產生價值與生產力。對于中國來講，創新要深化金融領域的改革，特別是要引導金融支持創新發展，例如鼓勵天使投資、風險投資等參與到創新中來。還要繼續擴展國際合作，開拓新的國際市場。比如,“一帶一路”就是一項非常好的戰略，它將中國的經濟發展帶入到一個更高的層面，也刺激了參與者思考哪些方面可以創新。還有，中國在鼓勵并購方面也有很多創新，還專門建有并購博物館，我想帶著我的學生們去參觀。

　　歷史上，激發創造力和遠見、推動知識和創新增長的體制主要產生在私營部門而非公共部門。中國可以大幅度調整銀行融資安排，向私營企業提供更多資本，使大量資金能夠基于純粹的商業和利潤基礎來進行借貸，這樣就能夠極大地推動創新。當然，金融業也要有商業頭腦和經驗，要有選出具有成功潛能的企業的慧眼。私營企業擁有更大的比較優勢，因為很多企業的CEO已經成功創建了公司，證明了自己的勇氣和謀略。私營企業面臨的挑戰是技術本身的復雜度，而國有企業和公共部門的挑戰則在于商業判斷力和洞察力。

　　中國人很重視知識的作用，很多中國學生學習很投入，但創新需要長時間的孤獨思考，在思考過程中找到一些原創的洞察力、非傳統的解決方案。對于中國的年輕人來說，多少人愿意進入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呢？總之，創新需要冒險和忍受孤獨。光有創新的愿望，并不意味著就能做到創新。創新是極難的，既需要新產品的想法，也需要洞察或預見用戶的喜好，而這要靠經驗得來，所以你無法期望一名剛畢業的大學生可以一蹴而就實現創新，當然也會有例外。

　　廣泛的教育對創新有一定幫助，但不等于創新。所以，對于怎樣才能推動創新，我認為，我們應該去看看價值觀里有哪些內容阻礙了創新。或許，應當有越來越多的中國母親鼓勵孩子去私營部門冒險，去掌握自己的人生。當然，一定要非常小心地用好創新創業的錢，這些錢來之不易。同時，企業家很多時候不得不任人唯親，這樣也會影響創新。

　　記者:經過上述諸多經濟體創新實踐和觀念演變的分析，您認為中國的創新應當汲取英國、美國以及西歐的哪些經驗或教訓？

　　埃德蒙，菲爾普斯：中國的確可以慎重考慮和借鑒英美兩國走過的道路，深入了解這兩個國家如何在19世紀煥發出巨大活力，又如何在后來失去大部分活力。中國已經是世界上一個重要的創新國家了，尤其是沿海地區。毫無疑問，創新是中國經濟的一個有力引擎，必定會推動經濟的前行。為了開展創新，一個國家必須做開發和研究工作。如果說，西方能夠重回1820年開始的那種全盛的創新局面，那么，中國以及很多國家都可以分享到這種繁榮。然而，這些都已經過去了。

　　與此同時，生產力在中國大幅提高。可以通過兩種方式實現創新：一種是弘揚企業家精神，企業家能夠找到獨特的機會，抓住時代的潮流；二是商業人士的自主創新，全球經濟出現了許多新形式、新業態，要把商業人士鼓動起來，讓他們發揮想象力，設計新產品，發掘新方法，實現新創意。

　　我想再次強調的是，人類福祉不僅僅涉及消費和娛樂，還有一個組成部分是“繁榮”，包括物質繁榮和非物質繁榮。物質繁榮表現在，一個人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或者他有很好的技能、高薪的工作，他會覺得自己的生活是一種繁榮的生活。非物質繁榮主要是指那些能夠給我們帶來挑戰的工作的繁榮，這些工作需要我們發揮創新精神，可以促進個人的成長。

　　全球的經濟學家都在密切關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國作為一個新興經濟體，消費和服務方面有很多特色，同時中國也非常注重創新，比如說中國也在尋找商機，創造一些商業機會；再比如中國把農村缺乏生產力的勞動力轉移到城市來，讓這些勞動力發揮更大的作用，產生更大的價值。如果中國想進一步維持高就業以及高生產率的發展態勢，就需要設計出一種新常態下的創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