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湘燕　劉　華

　　編者按：2009年7月國務院批準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工作以來，離岸人民幣業務蓬勃發展，國際金融市場和金融中心對人民幣的興趣日益濃厚，紛紛將人民幣業務和產品視為自身市場發展和鞏固自身金融中心地位的新機遇，形成了若干各具特色且相互競爭的人民幣業務中心。本期圍繞境外人民幣業務的發展現狀和未來格局，約請部分專家結合實例予以介紹和評述。

　　近年來，在市場因素等多重作用下，美國人民幣業務發展呈現快速增長態勢。美元作為全球最主要的國際支付、投資和儲備貨幣，與人民幣之間不僅存在互補性，更多的是競爭性，因此人民幣業務在美國本土發展存在天然的障礙，發展至今總體規模仍然很小。2015年9月，習近平主席訪美，中美雙方表示期待繼續就便利在美人民幣交易和清算的機制問題進行討論，美方也明確表示在人民幣符合IMF[微博]現有標準的前提下支持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不僅給美國人民幣業務發展創造了新的政策空間，也為人民幣國際化帶來了全新的發展機遇。考慮到美國具有特殊的戰略地位，在美發展人民幣業務意義重大，有必要抓住兩國元首就發展美國人民幣業務達成共識的重要機遇，采取措施積極加以推進，包括進一步提高我國金融市場開放度、深化在美人民幣的市場需求、在兩國政府層面加快協商推進以及建立健全相關基礎設施。

　　美國人民幣業務的發展現狀

　　2011年1月15日，中國銀行紐約分行正式在美開展人民幣買賣業務，成為美國開展人民幣業務的首家金融機構。此后，人民幣跨境使用規模和范圍逐步擴大，美國人民幣傳統業務規模（支付清算、外匯交易和貿易融資等）不斷增長，衍生品等創新業務發展也比較快。根據SWIFT發布的數據，從結算量來看，2013～2014年美國對中國內地以及香港地區的人民幣貿易結算額增長了229%。從企業人民幣收付來看，2015年1～7月中美企業實現人民幣收付量1323億元人民幣，預計全年將實現較快增長。從人民幣清算量看，2015年1～6月美國金融機構共實現跨境人民幣清算量9.9萬億元，同比增長55%。

　　近年美國人民幣業務迅速增長的主要原因有三個。一是我國企業更偏好使用人民幣結算，這有助于降低匯兌成本，也更容易獲得優惠的貿易融資。例如，我國進口企業使用美元信用證的期限為90天，而跨境人民幣信用證的期限則為180天。二是美國金融機構希望能夠占領人民幣業務先機。以華爾街為代表的美國金融機構，主動把握人民幣國際化提供的交易機會，積極參與人民幣業務，甚至有動力在未來游說美國政府推動紐約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的建設。三是中外企業利用內地與海外人民幣市場之間的利差進行套利也是重要的推動因素。

　　盡管如此，在美人民幣業務目前的存量并不大。2014年，渣打銀行[微博]編制了人民幣環球指數，將紐約作為繼香港、倫敦、新加坡和臺灣之后的第五大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列入指數編制范圍。據SWIFT發布的數據，2015年4月美國人民幣業務的市場份額僅為2.6%，不及香港人民幣業務的零頭，低于倫敦、新加坡以及中國臺灣地區。從人民幣現鈔的存量看，貨幣兌換機構ICE曾估算在美國境內人民幣現鈔約為1.7億元。

　　美國人民幣業務發展的特點

　　一是美人民幣業發展是典型的市場需求驅動型。與香港、倫敦、法蘭克福和新加坡等人民幣市場發展由政府部門推動的模式不同，中美兩國間沒有本外幣互換協議、人民幣清算協議以及人民幣清算行和合格境外投資者額度等政策安排，美國人民幣業務發展的推動力量主要來自美國企業和金融機構等市場主體的需求，而這種市場需求又主要來源于貿易背景下私人部門對人民幣交易需求，是一種自發形成的過程。

　　二是人民幣跨境支付和人民幣外匯業務是主要增長點。目前，美國人民幣業務的主要增長動力來自人民幣跨境支付和人民幣外匯交易。從支付總量看，根據SWIFT的數據，2013年1月美國人民幣支付業務排名為第六位（排名不包括中國香港），2014年1月上升到第四位，2014年4月超過中國臺灣至第三位，2015年2月仍保持在第三位。從外匯交易總量看，根據SWIFT的數據，2013年8月美國人民幣外匯交易量在全球排名第8位，全球市場份額為1.49%，比2012年1月的排名和市場份額均有所上升（2012年1月美國人民幣外匯交易量排名和市場份額分別為第11位和0.92%），人民幣外匯交易量同比上升了113%，市場份額超過了瑞典克朗、韓元和盧布。

　　三是美國人民幣業務產品創新力度逐步增強。近年來，美國人民幣衍生品的創新力度不斷增強，衍生品交易增長迅速。2013年2月，美國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正式啟動了美元/離岸人民幣期貨交易，是離岸市場首家推出人民幣期貨的交易所，雖然目前業務量較小但增長迅速。CME認為人民幣將成為交易份額很大的幣種，并且計劃推出人民幣期權產品。人民幣資產掛鉤ETF產品已初具規模。目前，紐約股票交易所已上市了一系列人民幣ETF產品，包括人民幣債券、A股、商票，其中包括中國的RQFII項下的產品。

　　美國人民幣業務發展的制約因素

　　美國人民幣業務發展至今規模不大，不能簡單地歸因于美國政府的戰略考慮等外部因素，而應當首先從自身查找原因，比如，我國金融市場發展相對滯后，監管部門政策存在制約，相關基礎設施尚未建立，中美存在時差等操作風險，此外我國對美國企業和投資者使用人民幣結算的偏好培育不夠。

　　我國金融市場發展相對滯后，監管政策仍存限制。一是美國投資者投資在岸人民幣金融市場的渠道匱乏。由于目前我國資本項目仍不可自由兌換，美國投資者只能通過RQFII等方式間接投資我國金融市場，在全球離岸人民幣市場發展水平不高的情況下，這直接影響了美國企業和居民持有人民幣資金的意愿。二是美國投資者投資離岸人民幣市場的渠道狹窄。由于中國香港、新加坡和倫敦等地人民幣業務發展迅速，對紐約離岸人民幣市場發展構成了較大競爭壓力。再加上紐約發行人民幣點心債的成本高，面臨的監管也比較嚴格，這就限制了紐約點心債市場的發展，從而降低了美國投資者對人民幣的需求。三是監管政策對金融開放的約束。從融資渠道看，根據國內相關管理規定，境外金融機構從境內市場融入人民幣資金的最長期限僅為一個月。這不僅影響到境外金融機構發展長期人民幣業務，而且還容易帶來境外金融機構人民幣資產錯配風險。從支付方式看，限于個人跨境支付對范圍和規模的監管規定，境內個人和企業還不能將人民幣資金進行自由跨境支付。從市場準入看，目前中資銀行的境外分行還不能直接參與境內銀行間市場的交易，從而限制了中資銀行的境外分行人民幣資金來源。

　　美國人民幣業務發展缺乏必要的基礎設施。一是長期以來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未能建立（直到2015年10月8日，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一期才開始成功上線運行，而且覆蓋范圍比較有限），人民幣國際化缺乏重要的技術支撐，制約了中美企業貿易人民幣結算的發展。二是人民幣還沒有成為持續聯系結算（Continuous Linked Settlement，CLS）的合格貨幣，制約人民幣外匯交易發展。由于不是CLS認定的合格貨幣，人民幣作為標的資產進行交易時會面臨較大的清算風險。市場主體考慮到清算風險從而降低了人民幣的交易需求。三是兩國的人民幣清算和交易的基礎設施并不完善。目前，中美兩國沒有建立人民幣清算機制，美國也沒有指定人民幣清算行，兩國央行[微博]也沒有簽署貨幣互換協議。清算交易基礎設施的缺乏，極大地制約了美國人民幣業務從傳統的存貸和匯款向支付清算、外匯交易以及衍生品交易轉型的空間。

　　美國企業和投資者對人民幣偏好不足。中美兩國貿易中結算貨幣的選擇取決于貿易結構和雙方力量，在美國的企業和個人客戶在國際貿易和投資中更愿意采用美元作為結算貨幣。從進出口相對規模看，目前美國從中國進口的規模遠大于中國從美國的進口，美國企業具有較強的市場話語權，尤其在結算工具的選擇中占有絕對優勢。基于規避匯率風險和減少交易成本的考慮，美國企業也更愿意選擇美元作為結算貨幣。從產品結構看，在出口方面，中國出口企業大多從事的是加工貿易，生產的多為初級產品，差異化很小，可替代性較強，缺乏與美方談判的資本，在選擇結算貨幣時相對被動；在進口方面，中國企業主要進口外商壟斷的資源類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談判主動權主要在美方，在貿易結算貨幣的選擇上缺乏主導權。

　　美政府對人民幣業務發展的態度消極。隨著人民幣國際化在世界范圍內地快速推進，勢必將影響到現有的國際金融秩序和格局，美國國會等機構很擔心人民幣國際化對美元貨幣主導地位帶來的潛在威脅。因此，美國政府對美國發展人民幣業務并不積極，對美國建立離岸人民幣中心采取“不作為”的態度。在此次習主席訪美前，美國從未就人民幣業務合作方面進行過表態。此次訪問后，美方才表示期待與中方討論人民幣清算和交易問題。目前，美聯儲與中國央行之間也沒有簽訂雙邊本幣貨幣互換協議，僅有個別地方政府與中資金融機構建立了人民幣業務的合作平臺，如2014年中國銀行與舊金山市簽署了雙方人民幣業務合作備忘錄。

　　中美時區差異等操作風險的制約。中美兩國時區差異較大，導致跨境實時資金清算效率下降和清算難度上升，兩國金融機構所面臨的清算風險也就越大。從地理位置看，中美兩國最大的時差可以達到13個小時，而且中美金融機構的營業時間沒有重疊，因此在款項匯劃、交易活躍程度、尋找交易對手的便利性、及時融入資金等方面都存在局限性。受時差影響，中美金融機構間的資金業務無法進行T+0的交易，也不能進行當日起息的收付款。事實上，在美國市場，尤其是美國下午時間，除外匯即期交易以外的其他業務都不活躍。

　　政策建議

　　抓住機遇，進一步推進中美政府層面的溝通與合作，落實兩國元首在發展美國人民幣業務達成的共識。高度重視美國人民幣業務發展的戰略意義，在高層互動中積極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在美的進程，加快簽署兩國央行間貨幣互換協議，建立人民幣清算機制。充分運用兩國政府間的常規對話平臺，加大政府層面關于人民幣國際化的增信釋疑的力度，減輕美國國會對人民幣國際化的擔憂。加大對人民幣業務的宣傳和解釋力度，提高美國金融機構、企業和居民對人民幣業務機遇的認識。同時，充分利用我駐外機構加強與美國金融監管機構的溝通和協調，爭取其對人民幣業務的支持。

　　逐步深化國內金融市場的改革和開放。一是不斷提高我國金融市場的開放程度。在風險可控的條件下，進一步發揮自貿區資本項目開放的試驗田作用，繼續提高滬港通和深港通的規模，調整美國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投資我國金融市場的額度。二是積極推動紐約離岸債券市場的發展。鼓勵具有規模優勢的政策性金融機構來美國發行點心債，增強紐約金融中心在人民幣業務中的活力。三是改善國內監管環境，釋放美國人民幣業務發展空間。在風險可控的基礎上，進一步簡政放權，減少對中資金融機構境外分行的融資限制，進一步擴大跨境電商的支付范圍和規模，允許境外中資銀行通過同業拆借等方式擴大人民幣融資渠道。

　　盡快建立健全美國人民幣業務發展的必要基礎設施。一是繼續完善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的功能和擴大服務的覆蓋范圍，推動更多美國大型金融機構成為人民幣清算的直接參與者。推動全球主要跨境支付系統增加和完善人民幣結算功能，增強我國支付系統與主要跨國支付系統的兼容性。二是盡快推動人民幣加入CLS合格貨幣，推動我國境內金融機構成為CLS的直接參與者。三是兩國選取適當時機簽署人民幣清算機制、貨幣互換和指定清算行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四是繼續完善跨境消費支付網絡的建設，加大對跨境電商的政策支持力度，推動銀聯等機構的境外人民幣支付功能的建設。五是提高中美金融機構人民幣實時清算的效率。延長我國人民幣支付清算系統的開放時長，盡量擴大人民幣清算的時區覆蓋面。

　　加快我國進出口結構轉型和優化中美貿易結構。一是繼續推動我國出口結構的轉型升級，從加工貿易向一般貿易轉變，從貨物貿易向服務貿易轉型，提升我國企業和產品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二是調整和改善中美貿易結構，擴大我國進口的發展，將我國對美的出口逐步調整到對東盟、非洲和拉美等地，減少對美國企業出口的依賴。■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銀行[微博]美洲代表處

　　（責任編輯　張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