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政府干預金融是為普通人而為”是錯覺

　　中國經濟周刊 編輯 陳維杉

　　《金融的邏輯2：通往自由之路》

　　推薦指數：★★★★

　　作者：陳志武[微博]

　　出版：西北大[微博]學出版社

　　作者簡介：

　　陳志武

　　著名華人經濟學家，現擔任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終身教授，北京大學[微博]經濟學院特聘教授，及量化歷史研究所所長。專業領域為股票、債券、期貨和期權市場，以及宏觀經濟與經濟史。最近幾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國轉型過程中的市場發展和制度機制建立的問題以及其他新興資本市場問題。

　　在暢銷書《金融的邏輯1：金融何以富民強國》之后，陳志武教授推出了《金融的邏輯2：通往自由之路》。如果說《金融的邏輯1》關注的焦點是“富強”，那么，本書則把焦點集中于“自由”。作者認為，基于自由選擇的人生才有幸福可言，而自由的市場與自由的金融，將會提升每個人自由選擇的能力。

　　(下文節選自《金融的邏輯2：通往自由之路》序言，有刪改，標題為編者所加)

　　這幾年關于美聯儲、歐洲央行[微博]等“量化寬松”政策的討論不少，其出發點是通過央行拿鈔票購買中長期公債來大量增加社會中的流動性，讓經濟中的錢更多。這種政策舉措是典型的政府干預經濟的行為，使經濟脫離其自然狀態，走上靠強心針支撐的非自然軌道。量化寬松政策的背景是當時美國的基準利率幾乎為零，以往基于調低利率以增加流動性的做法已經沒法用了，在利率即“價格”工具不能用的情況下，各商業銀行又不愿意在未來經濟前景很不確定的環境下做很多信貸(其實當時銀行有資金但不敢放貸)。于是，2008 年金融危機發生后，美聯儲認為在銀行惜貸、經濟下行壓力大的背景下，他們必須通過刺激證券市場價格來制造“財富效應”，亦即通過印發很多美元貨幣去買各種中長期政府國債，把國債價格抬高，并由此帶動股票等金融資產價格上漲，使那些持有股票、債券的投資者和家庭“感覺”到更富有，然后更愿意開支消費或者做更多實業投資，由此帶動需求的增長、增加就業等，幫助經濟復蘇。量化寬松通過制造“財富效應”，繞一個大彎來刺激增長的手法，短期內的確達到了效果。

　　但問題是并非所有人都有錢投資股票和債券，沒有股票和債券的人占美國總人口40% 左右，他們沒有金融資產，也自然不能從量化寬松制造的金融財富效應中分享到好處。特別是2009—2014 年美國股市上翻一倍多，國債市場也經歷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牛市，而同期普通人的工薪收入基本沒變。因此，量化寬松的結果是使富人更富、窮人相對更窮，收入分配和財富分配結構都出現扭曲與惡化。

　　這當然使我們聯想到2014 年10 月以來的“慢牛”股市政策，思路似乎也是要通過制造A 股牛市“財富效應”，一方面刺激民間消費，另一方面激勵創業創新，促成結構性轉型。當前中國經濟遇到的一個大問題是企業負債率普遍過高，銀行貸款大量流向一些產能過剩的大型企業、國有企業，而創新和經濟轉型的主力軍中小企業又得不到貸款支持。在經濟下行時期，企業經營風險和銀行信貸風險都很大。為了推進經濟結構調整，決策層想從“企業財務結構—金融市場結構—經濟結構”這一鏈條破解問題，也就是通過催化股票價格吸引眾多社會資金進入資本市場，拓寬企業的股權融資渠道，讓企業在資本結構上增加股權融資的比重，減少債務占比，以達到所希望的提高直接融資比重、降低間接融資比的效果。通過主板、創業板和新三板的市場發展，讓更多資金進入各類股權市場，建立起個人投資、VC(風險投資)、PE、新三板、創業板、中小板、主板這一完整的直接融資體系，進而通過資本市場對具有成長性、符合未來發展方向的企業進行高估值，引導金融資源往這些方向配置，進而達到結構調整的目的。

　　愿望當然良好，不過有一個前提，即股權的定價比較精準，能夠反映各公司的實際基本面，否則，如果股價全面懸空，背離基本面，靠錯位的股價引導的資源配置不僅達不到調整經濟結構、改良金融結構的目標，還會本末倒置，制造后患，讓經濟結構調整開倒車，把本來可以投入創新的能量和投入實業的資金也都轉向炒股。

　　同時，考慮到中國股民畢竟不到一億，有股票投資的家庭不到四分之一，制造股市繁榮的結果只是讓部分人更富，讓多數人更窮，收入和財富差距進一步惡化。尤其是在社會流動性非常充分、銀行不想多貸、實體企業不一定想多借多投的情況下，繼續通過降息降準增加流動性，只會使股市泡沫更大，拉大財富差距。而且這樣人為刺激股市，連實體企業也不想專注主業，也把越來越多的資金投向股市，因為在這種人為安排的“慢牛”下，似乎股市的回報高于任何實體行業的投資，由此導致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結構被嚴重扭曲，包括人力資本過多往炒股上轉移，扭曲社會的激勵架構，拖垮社會的長久創新力。

　　順其自然、不受政府干預、自由的金融市場的發展，尤其是資本市場的發展，會擴大金融的普惠性，提高金融的可得性，深化金融滲透的層面，使金融不再是貴族的特權，從而降低收入差距。與此相反，對金融的過多政策干預則會扭曲資源配置，逆轉經濟結構調整，造成更多的機會不平等和財富差距。我們尤其要糾正以前的錯覺，就是覺得“政府不干預的金融只對富人有利，政府干預就是為普通人而為”。現實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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