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剛

　　2015年上半年，中國經濟穩步發展，穩中向好，這進一步證明,“新常態”是中國經濟增速持續“穩中求進”的“常態”

　　2014年12月11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公報指出：應科學認識當前形勢，準確研判未來走勢，必須歷史地、辯證地認識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準確把握經濟發展新常態，并闡釋了經濟新常態的九個方面特點。由此，如何認識新常態就成為把握、適應和引領新常態的前提條件。自2012年第二季度以后，中國的GDP增長率就落到了7%～8%的中高位區間，與此同時，社會零售商品總額增長率、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工業增加值增長率和進出口增長率等主要經濟指標也呈持續下落走勢。一些人據此認為，所謂“新常態”就是經濟增速持續下行成為常態現象，具有代表性的說法主要有如下幾種：

　　經濟周期論。一些人認為，中國主要經濟指標持續下行主要由經濟周期引致，因此，在表述中使用了“衰退”“復蘇”等詞語。這一認識存在著三個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第一，在經濟學上，經濟周期理論有著短周期（基欽周期）、中周期（朱格拉周期）和長周期（庫茲涅茨周期）三種周期，它們對應著不同的形成條件和期限（如短周期為3～4年，中周期為9～10年，長周期為50～60年），那么，中國經濟自2012年以后的走勢屬于哪個周期？并不清楚。第二，在經濟學上的這三個周期理論均有其形成的內在機理。每個周期通常有繁榮、衰退、蕭條、復蘇和再次繁榮等四個階段，那么，如今的中國經濟處于哪個階段？如果是衰退階段，那么，哪個國家在那個時期出現過GDP增長率7%左右的衰退的（或者說，GDP尚有7%左右的增長率是衰退嗎）？另一方面，走出蕭條步入復蘇的前提條件包括科技進步、固定資產更新、擴大生產和提升消費等，那么，假定如今的中國經濟處于衰退階段，它要步入復蘇的條件又是什么？第三，周期理論強調，在時間延續中，從各次周期的連續過程看，下一個繁榮的經濟增長水平要高于前一個繁榮的經濟增長水平，由此，即便中國經濟走勢處于經濟周期之中，那么，也得不出它將在未來10年（乃至更長時間內）持續走低的判斷。

　　值得強調的是，2013年以來中國GDP增長率下行，是按照當期初步核算統計的，不是按照修正后的數據計算的。例如，2013年GDP增長率為7.7%，但在2014年第三次經濟普查[微博]中發現，2013年工業和服務業的GDP少算了19174億元，為此，國家統計局于2014年12月19日發布了《關于修訂2013年國內生產總值數據的公告》，其中強調2013年國內生產總值為588019億元，與初步核算相比，增幅為3.4%。如若將此數加到2013年GDP增長率中，則2013年的GDP增長率為11.1%。這恐怕更難以證明中國經濟的周期性衰退。

　　不難看出，將中國經濟增長在2012年以來的調整歸結為經濟周期的說法，難以成立。

　　經濟結構調整論。由于調整經濟結構需要一個相對寬松的經濟運行環境（尤其是去產能過剩），不應將各種產能都投入生產經營運作，所以，需要適當降低經濟增長率水平，以騰出一定數量的經濟資源、產能和投資用于調整經濟結構。但這一說法似是而非，至少有三個問題值得研討。

　　第一，經濟結構調整是一個動態持續展開的過程。且不論中國從“一五計劃”時期迄今就沒有間斷過經濟結構的調整，即便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也是在經濟結構不斷調整中創造了年均GDP增長率9.8%的世界奇跡，因此，強調經濟結構調整就必然引致經濟增長率持續降低，與歷史事實不符。

　　第二，經濟結構調整的目的在于提高經濟運行效率和質量，這意味著一旦經濟結構調整到位，經濟增長將有一個較為堅實的基礎，經濟增長水平將進一步提高，因此，認為隨著經濟結構調整的展開，中國經濟增長水平將每若干年下一個臺階（如到2020年降低到6%左右，到2025年降低到5%左右）并成為“常態”現象，并不符合進行經濟結構調整的邏輯意圖。

　　第三，從經濟結構調整的具體情況看，以產品（或服務，下同）的市場供求狀態分類大致有三種格局：其一，產品供過于求。在這種情形下，產品過�？赡芤�致產能過剩，過剩的產能將退出生產運作，進入閑置狀態，由此，將引致經濟結構調整中的經濟增速下行。其二，產品供求平衡。在這種情形下，一旦某些產能因制度或其他因素的制約退出生產運作，就將引致供不應求的狀態發生，與此對應的價格上行就自然發生。其三，產品供不應求。在這種情形下，經濟結構調整的重心不在于減少產能（產能減少將引致供不應求狀況更加嚴重，價格進一步上行），而在于加大投資以弱化“短邊效應”，而投資擴大的同時就是GDP增加的過程。在這三種格局的調整中，只有在第一種格局調整引致GDP數量的減少大于第三種格局調整中GDP數量增加的條件下，才可能引致GDP數值的減少。因此，經濟結構調整未必一定引致經濟增速持續下行。

　　經濟結構是一個復雜的范疇，至今理論上沒有充分證明何種經濟結構為合理，因此,“經濟結構調整”是一個每年或每個時期都可使用的概念，但也正因為如此，用“經濟結構調整”來解釋2012年以后中國經濟增長水平將長期持續下行是缺乏說服力的。

　　潛在增長率論。潛在經濟增長率，是指一國（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內（如一年）由資本、勞動和技術等因素所決定的經濟增長率，換句話說，是一國（或地區）在各種資源最優配置條件下所可能實現的經濟增長率。以這一方法來論證中國經濟增長將長期處于下行通道比較容易為多數人所接受。這不僅是因為這種方法選擇了一系列數學模型進行推演，似乎有著較強的科學性，而且是因為這種方法從西方國家“進口”，同時，為學界廣泛接受，似乎具有了國際性和通用性。不同的學者按照這一方法對中國經濟增長率進行了預測，其中，最高的在8.4%，最低的只有4%左右。但這一方法也有著一系列值得關注的不足之處，因此，學術界對用這種方法進行的預測也存在眾多爭論。爭論的主要內容包括：第一，這一方法忽視了體制機制改革所帶來的增長紅利。眾所周知，任何的經濟活動總在一定制度約束下展開。20世紀90年代以前，西方經濟學以資源的稀缺性為基礎展開理論研討，到90年代中期已經將這一基礎改變為體制機制和運作方式的選擇。第二，這一方法運算中的參數選擇有著較大的差別。例如，如果選擇較高的投資增長率水平，則得出潛在經濟增長率的數值較高，反之亦反。又如，如果對產出缺口的估計較大，則潛在經濟增長水平較高，反之亦反。第三，對測算方法的選擇不同。潛在經濟增長率的測算方法主要有消除趨勢法（Detrending Method）、生產函數法（Production Function）和多變量結構化分解法三類。運用不同的方法得出的結果并不相同。

　　不論在潛在經濟增長率水平方面存在多少爭論，有一點是清楚的，即它只是一種預測的方法，并不意味著經濟實踐的結果也一定如此。一個突出的實例是，在1998年前后，中國學術界也曾運用這一方法對2000年之后的中國經濟增長水平進行過各種預測，但沒有誰估計到2003年以后中國經濟有一個長達8年的年均10%以上的增長水平。這說明，以潛在經濟增長率來證明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率只能持續下行并非完全可靠。

　　資源約束論。這一說法強調各種自然資源儲量對經濟增長的約束，主張根據自然資源稟賦狀況來安排國民經濟的各項活動，以保持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毫無疑問，迄今為止，人類經濟活動依然受到自然稟賦條件的嚴重約束。早在19世紀初，大衛，李嘉圖等西方學者就提出了自然資源稟賦理論，強調各國的地理位置、氣候條件、自然資源蘊藏等方面的不盡相同決定了應從比較利益出發推進各國間的生產分工和互通有無。中國人口眾多，人均自然資源占有數量與世界平均水平有著很大的差距。中國人均占有資源與世界人均水平相比，在煤炭方面為60%、耕地為39.5%、淡水為25%、原油為11%、天然氣為4.5%、森林儲積量為13%；在45種重要戰略性資源中，中國有10種短缺，9種嚴重短缺。盡管這些信息已是眾所周知，但面對自然資源稟賦緊缺的狀況，至少可以有兩種完全不同的抉擇。

　　其一，囿于人均自然資源稟賦的短缺，將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嚴格限制在境內自然資源所允許的范圍內，由此，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不僅不應呈現正增長，而且應大幅縮減。幾個可見的事實是，中國是一個缺乏石油的國家，2014年石油消耗量大約為5.08億噸（其中，進口量達到3.1億噸），大量的進口石油滿足了汽車等一系列消費的需求。如果僅按照境內石油資源的約束展開生產和消費，那么，就應停止大量的汽車生產。中國是一個缺乏鐵礦石的國家，2014年鐵礦石消耗量大約為12億噸（其中，進口量大約9.2億噸），如果按照境內的鐵礦石產量界定鋼鐵生產，則大部分鋼鐵廠應予以關閉，中國的高鐵、地鐵和眾多基礎設施建設都應停止。2014年中國消費了795億公斤大豆，其中，進口量達到714億公斤（占消費量的89.81%），如果僅限于消費境內生產的大豆，則不僅城鄉居民將大量食用動物油（如豬油等）和菜籽油等，而且飼料生產也將受到嚴重限制。不難看出，如果僅僅囿于自然資源稟賦，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居民消費難以達到如今的水平。

　　其二，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積極利用全球自然資源來加快發展中國經濟、提高居民生活水平。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下落。目前石油、鐵礦石和其他各種礦產品等價格明顯低于2008年危機之前。在這種背景下，中國是積極利用國際市場的有利時機多進口一些自然資源來加快發展，還是將眼界僅僅限于境內自然資源稟賦短缺并由此強調經濟增長率的下行趨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事實上，如果中國在此時更多地進口一些國際自然資源，對相關出口國家的經濟走出危機困境也是一個有力的支持，它同時又是中國發揮負責任大國的國際義務的體現。這一舉多得之事何樂不為？

　　人口紅利消失論。人口紅利，是指一國內在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對應的撫養率比較低）條件下，由于勞動人口的當年消費低于他們創造的價值，從而國民經濟呈現出高儲蓄、高投資和高增長的發展趨勢。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出現了第一次減少（比2011年減少了345萬人），這標志著中國人口紅利開始趨于消失。在人口紅利中有三個問題值得注意。

　　第一，中國的人口紅利是已經消失還是正在消失過程中。如果是人口紅利已經消失（即不再存在），那么，勞動力作為一個主要的生產要素不斷減少，每個勞動者撫養的人口數量達到或超過了其所創造的財富，經濟增長缺乏后勁從而經濟增長率持續降低就是可能的結果。如果人口紅利只是處于消失的過程中，那么未必一定引致經濟增速的持續降低。內在機理是，人口紅利的消失是一個逐步延續的過程，不具有突發性特征，因此，它不至于引致經濟增速的突然降低并長期持續。

　　第二，人口紅利論中貫徹著勞動力數量決定經濟增速潛力的認識，但這一認識并不充分可靠。勞動力在生產和服務領域中發揮的作用，不僅取決于勞動力數量，而且取決于勞動力質量和結構。在高新技術快速發展的今天，勞動力質量和勞動力結構在相當多的生產服務領域中比勞動力數量更為重要。一個突出的實例是，在歐洲等發達國家中，隨著人口的負增長，勞動力數量短缺已是一個延續了幾十年之事，但是其勞動生產率并不因勞動力數量減少而降低（相反，其勞動生產率與30年前相比有了大幅提高），經濟增速也不因勞動力數量負增長而呈現出持續負增長趨勢。與此相比，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30多年間，中國的勞動生產率非但沒有明顯提高，反而趨于降低，這一對比結果說明，對中國經濟增速而言，眼下關鍵的問題不在于人口紅利正在消失，而在于勞動力質量的提高和勞動力結構的升級。

　　第三，人口紅利根據建立在統計規律之上的計量方法而得出，這種統計（與其他統計一樣）以一定制度規定或相關標準為基礎，一旦標準變了，統計結論也將發生變化。例如，2012年中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數量減少是建立在60歲退休的制度規定基礎上的，如果將退休年齡延長，則勞動年齡人口數量減少的年份就可能不在2012年了。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有一些特別的現象也許對如何看待人口紅利減少更具有實踐解釋力。例如，中國解決新增就業崗位的壓力持續增大，2003年解決的新增就業崗位為859萬人，到2014年達到了1322萬人（為歷史最高值）。依此可能難以解釋人口紅利已經消失。再如，迄今依然相當普遍地存在女性55歲退休、男性60歲退休的規定；在一些單位中也還存在為了解決子女就業，父母提前退休的現象。這也不是用人口紅利理論所能解釋清楚的。這些現象說明，中國勞動人口減少的程度可能并不像有些人所估計的那么嚴重，它還不至于上升到成為引致經濟增速持續下行的主要成因。

　　進入2013年以后，“穩中求進”成為中國宏觀經濟調控的主基調。從國際角度看，受到美國、歐洲國家和一些新興工業國尚未走出金融危機困境的影響，全球總需求和經濟增長乏力、美國退出量化寬松以及各種不確定因素增大等的嚴重影響，中國對外經濟擴展（尤其是進出口貿易增長）遇到了種種國際壓力。從國內看，中國經濟增速受到了三期疊加（即經濟增速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去產能過剩、去杠桿化和治理環境污染等一系列因素的嚴重影響，由此，下行壓力增大；同時，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體制改革步入深水區，一系列深層次矛盾和體制機制障礙的攻堅也將加大經濟增速的下行。盡管如此，經濟發展的基本面并未發生根本性改變，“穩增長”依然是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目標。

　　進入2015年以后，順著“穩增長”主基調的展開，中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緩解經濟增速下行的壓力，其中包括：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從多方面給實體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減稅和財政資金的支持，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連續三次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包括定向降準）和存貸款基準利率，既緩解實體企業的資金緊張狀況，又降低實體企業的資金成本。與此同時，進一步發揮消費在推進經濟增速方面的基礎性作用和投資在推進經濟增速方面的關鍵性作用。在已有投資項目的基礎上，積極擴展全國大中城市的基礎設施改造、“一帶一路”項目、京津冀協同發展和長江經濟帶發展等契機，努力擴大投資規模，緩解產能過剩壓力，推進經濟質量和經濟效益的提高。2015年上半年，中國經濟穩步發展，不僅GDP增長率連續兩個季度保持在7%，而且就業、消費、投資和工業增加值等增長率也趨于穩中向上、穩中向好，這進一步證明，“新常態”是中國經濟增速持續“穩中求進”的“常態”�！�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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