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革軍

　　對于經歷長期高增長的中國經濟而言，我們可能更能感受到高增長的利弊，因而對轉變發展方式也就更加渴望，迫切希望經濟呈現有質量、可持續的增長。

　　從社會、經濟和生態角度看，增長的可持續性包含三個層面:一層是經濟學意義上均衡或平衡的概念,一層是基于環境資源承載能力的可持續性，還有一層是社會管理意義上的可持續性。這幾個層面的有機統一，是可持續性的完整內涵。它不是一個籠統的概念，可以通過杠桿率、赤字率、就業率、通脹率、PM2.5等指標表達出來。統籌兼顧這幾方面，需要擺脫對過去高增長的路徑依賴，這對宏觀政策和經濟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國家治理能力也是嚴峻的考驗。

　　經濟發展有其內在規律。客觀認識和把握規律，把握好增長、改革、穩定之間的平衡，有助于運用新的機制，實現經濟發展動能的轉換，平穩換擋。對于新常態下的經濟增長，我國宏觀政策目標和框架是清晰的、一致的，即在“四個全面”和“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下，依靠改革創新和區間調控，促進經濟運行處于合理區間。這既不同于過去片面追求增速，也不是缺乏底線思維的自由放任。

　　應當看到，高增長對任何經濟體都是階段性的現象，并非經濟發展的常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有13個經濟體利用后發優勢，將年均7%或更高的經濟增速維持了25年或更長的時間，之后，這些經濟體先后進入中高速或低速增長。從更長時間跨度看，中低速增長是經濟發展史上的常態。根據經濟學家麥迪森的測算，過去100多年中，發達國家人均收入水平的年均增幅僅2%。在我國經濟保持近兩位數的高速增長時期，世界經濟年均增速僅為2.8％，這也說明，我國出現經濟增速調整是必然的，帶有一定規律性。

　　因此，不必過于糾結經濟增速的下滑。當然，對此也不應無所作為。應樹立底線思維和區間管理的理念，防止增速下滑過快。當前我國一些區域經濟增速下滑過快，值得警覺。面對同樣的環境和市場，以及類似的資源稟賦，增長差異如此懸殊，應多從區域管理、體制、發展戰略上尋求突破。

　　我國完全有條件保持長期的中高速增長。許多經濟學家研究表明，我國未來若干年經濟潛在增長率依然在7%左右，主要因為：我國存在二元經濟結構，經濟體制和結構改善仍有很大空間，體制紅利、改革紅利、開放紅利依然存在；持續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使我國經濟依舊具有后發優勢；我國金融穩健特別是銀行資產負債表健康，財政和中央銀行政策能力和政策工具儲備充足。我國完全有能力、有信心創造新的增長條件，保持長期中高速增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經濟增長方式必須改變，這是硬約束。全面深化改革以來，我國經濟發生許多積極的變化：新的經濟主體、經濟動力正在改變GDP的結構和生成方式，服務業增加值的比重不斷提升，使得同樣的GDP提供了更多、更友好、更便利的價值和服務；經濟增長開始從過去過度依賴投資和外力轉向倚重消費和其他新的動力，以創業創新為標志的增量改革與以存量資產證券化為標志的存量改革的有機結合，將改善經濟治理結構和經濟資本化進程，從而更好地迸發要素活力和資本力量。而這些正是可持續增長的制度基礎。

　　把握改革、增長、穩定之間的平衡至關重要。這要求合理把握去杠桿的方式和節奏，運用市場機制，重整地方政府和企業債務，改善資本結構，有序降低杠桿率；穩步推進中國經濟資本化進程，使資本化與實體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相協調，及時處置資本化過快的風險；著力改善宏觀調控水平，注重加強市場治理和改革發展的頂層設計，為改革和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