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馮維江

　　中國提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就是試圖為大國之間的競爭立憲，從規則上排除那些可能導致集體毀滅的競爭方式，從而將競爭的結果導向增進效率、創造和平紅利與共同繁榮的路徑上來。

　　大國為權力而競爭是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論長盛不衰的老話題。國際社會被假定為一個權力分布不均的等級體系，大國盤踞權力結構的高位、驅策小國為之服務，而超級大國壟斷著權力的頂點、威福自專。

　　每一個有潛力的大國都希望攀登權力頂峰，一旦自以為條件具備、時機成熟，就向“老大”攤牌，迫其退位讓賢。前“老大”掂量之下，自覺不敵，則實行“禪讓”，退居“臣位”，實現了和平的權力轉移。更常見的情況是，原“老大”早有察覺，新舊“老大”各拉一幫人馬，政治攻訐、經濟對抗，直至兵戎相見。最后勝者為王，開啟新一輪霸權周期。近代以來，所謂葡萄牙周期、西班牙周期、荷蘭周期、英國周期以至可能還延續至今的美國周期，概莫能外，無非是新霸主通過和平或戰爭（大多數是戰爭）的手段取代老霸主的新陳代謝過程。

　　一些人按照這個邏輯推斷下來，認為現在又到了周期更迭的關鍵期，中國這個潛在競爭者要與現在的霸權國美國爭奪國際權力了。君不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IMF[微博]）和世界銀行[微博]中力推份額改革因美國的延宕未競全功后，中國又帶頭創設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新機構，偏偏還得到了包括美國主要盟友在內許多國家的支持。這不正是要“另起爐灶”唱對臺戲嗎？

　　被忽視的2014？

　　中國的這些舉措集中出臺的時間似乎也值得玩味。2014年7月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成立；同年10月，中國、印度、新加坡等在內21個首批意向創始成員國的財長和授權代表在北京簽約，共同決定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20年或30年之后回過頭來看，2014年有可能是一個重要性被當時的人所低估的年份。

　　這一年中國按購買力平價（PPP）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GDP）規模超過了美國。

　　IMF于2014年10月7日更新的《世界經濟展望》數據庫顯示，按照PPP計算中國2014年經濟規模約為17.6萬億美元，而美國僅為17.4萬億美元，這意味著按此口徑中國將首次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自1872年美國按PPP計算的GDP超過英國成為世界第一以來，這還是一個半世紀中首次有國家反超美國。

　　此前被視為美國主要對手的蘇聯和日本，在其鼎盛時期的經濟規模與美國也存在較大差距，更別說反超美國了。根據麥迪遜的世界經濟統計數據計算，20世紀30年代中后期，美歐剛從大危機沖擊下恢復，同期蘇聯憑借社會主義體制優勢、抓住機遇期（通俗地說，就是趁著資本主義危機下西方國家機械設備大甩賣之際，廉價購得了相當數量的先進生產資料和技術）在經濟建設上取得巨大成就，這一時期按PPP計算的蘇聯GDP占美國的比重也只在1938年達到了50.69%的峰值（其他年份都沒超過50%）；美蘇爭霸最激烈的1970年代，蘇聯GDP占美國的比重最高也只達到44.40%（時為1975年）。

　　西方國家中長期列第二的日本，因為蘇聯的崩潰還一度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它的經濟規模與美國的差距也比一般人印象之中要大得多。進入1980年代后，“日本第一”【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zra F. Vogel）曾寫作了《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一書，風靡一時】的觀念開始流行，一股“已經不需要向歐美學習”的樂觀風氣彌漫整個日本經濟界。盡管如此，從按PPP計算的GDP占美國比重來看，那個時期里日本最高的年份1991年也只有41.42%，其后很快就因為股市與房地產泡沫的破裂，陷入長期停滯。

　　中國在這樣一個“超越美國”的極具象征意義的年份，提出了被一些人認為對全球規則或秩序帶有沖擊性乃至顛覆性的新的制度和組織架構，難道還不能說明中國向美國爭奪全球權力的“司馬昭之心”？

　　別被“增長欣快癥”蒙蔽了理性

　　且慢。以上分析還存在事實上和邏輯上的嚴重漏洞，不能被“增長欣快癥”蒙蔽了理性。

　　研究表明，用PPP計算的GDP來衡量國家實力（以及可以通過實力的運用而謀取的權力）理由并不充分。美國企業研究所（AEI）高級研究員史劍道（Derek M. Scissors），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克林頓時期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杰弗里弗蘭克爾(Jeffrey Frankel)等都對中國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說法提出了質疑。這些質疑可歸為以下幾點。

　　第一，新一輪購買力平價比較標準下，中國的GDP規模比舊標準下擴大了21%，這是不同標準所導致的增加，與中國經濟增長無關。

　　第二，PPP是用來衡量個人收入的，更多考慮了非貿易商品和服務的價格，不宜用作國際比較。

　　第三，PPP用于衡量購買力，不宜衡量經濟體量。GDP包括私人和政府消費、投資與貿易，而購買力平價調整的只是其中的私人消費數據，用購買力平價計算GDP其他分項并不合適。

　　第四，GDP是一個衡量當年產出的流量概念，不適于衡量經濟規模，更合適的指標是國民財富。

　　實際上，史劍道援引瑞士信貸銀行的估算數據指出，2013年年中，中國的私人財富總額為22萬億美元，而美國為72萬億美元，雖然私人財富這個指標并不全面，但兩者之間高達50萬億美元的差距使得“中國超越美國”的說法難以讓人信服。他還進一步指出，根據美聯儲的估算，2013年底，美國私人財富總額為80萬億美元，扣除公共債務后，美國財富總額約為65萬億美元至70萬億美元。而中國政府擁有大量的國有企業，這些企業也負債累累，其凈財富很難估算，應該不超過10萬億美元。如此計算，中國財富總額為30萬億美元至35萬億美元，比美國少35萬億美元。弗蘭克爾則提出，要衡量中國經濟規模或經濟實力時，更應當回答的是以下這些問題。

　　一是從跨國公司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市場有多大。

　　二是從全球金融市場的角度看，人民幣能否挑戰美元的國際地位。

　　三是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其他多邊機構的角度看，中國能貢獻多少資金并獲取多大的投票權。

　　四是從那些與中國存在領土領海爭端的國家的視角來看，中國軍隊能夠購買到多少武器裝備，以維護地區的和平穩定。

　　對中美之間的真實差距，中國官方也有十分清醒的認識。按PPP計算GDP規模超美國的消息傳出后，中國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在國際場合有針對性地表示，在經濟增長質量上中國與美國還有很大差距，他還強調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還需要繼續推進改革開放來提高經濟增長質量，讓老百姓過上更好生活。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更是直言，對于中國GDP超過美國的說法國家統計局是不認同的。統計局也參加了聯合國[微博]委托世界銀行從2011年開始的新一輪購買力平價比較工作，但認為新一輪購買力平價折算方法低估了中國的物價水平，由此高估了PPP計算的中國GDP的規模。統計局負責人還強調，盡管經濟總量有所擴大，但由于人口眾多，中國人均GDP水平還非常低，仍將長期維持發展中國家的身份。

　　為責任而競爭

　　那么問題來了。如果中國實力趕美國還差得很遠，中國為什么要急于跳出來顛覆或挑戰“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中國不擔心美國為了維持自己的權力而“槍打出頭鳥”？誠然美國沒有以創始成員的身份參與亞投行等機構，但其國內已經有“失策”的評價，聲音還不小；再則，美國對亞投行的官方表態也并非一味反對，美國所掌控的布雷頓森林機構還表達了合作的良好意愿。有人說這是中國對美國成功實施了長達百年的“戰略欺騙”計劃，使得美國不針對中國實施打擊。但是，短時間欺騙所有人，或長期欺騙一個人，的確有可能。要以百年之久欺騙所有美國人，這如果不是神話，就是對美利堅民族的侮辱。

　　實際上，相比于幾個世紀以前的霸權周期轉換時代，當前國際權力的性質已經發生了變化。

　　所謂國際權力，即一國影響其他國家或國際行為體的能力，大致可分為霸權國主動為之的硬權力和非霸權國主動為之的軟權力（非霸權國主動認同霸權國而產生的影響）。從霸權國一方來看，其影響力的實現又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是通過利誘，二是通過強制。換言之，霸權國可以通過提供公共產品來影響其他國家。這些公共產品有的是利益，可稱為公益產品（public goods）；有的是威脅，可稱為公害產品（public bads）。在幾個世紀以前，霸權國的權力相當部分或主要是通過提供公害產品來實現的，比如掠奪殖民地的資源、原材料，通過傾銷來搶占殖民地的市場攫取財富等等。通過公害產品來行使權力，其行使權力的邊際成本接近于零。這意味著一旦形成足以威懾的武力，并不需要真實消耗這些力量，就可以達到強制與剝削的目的。

　　當今世界，通過強制來實現影響的空間要小得多。尤其是，核武器的出現，讓大國之間的競爭面臨更嚴格的約束。霸權國更多是通過提供公益產品來獲得支持與贊同。在這個領域的“權力”競爭，集中表現為競相向國際社會提供公益產品。例如，在中國提出建立亞投行之后，日本也提出了計劃設立1000億美元的基金用于基礎設施投資。但是，通過公益產品行使影響力的邊際成本要比公害產品高得多。公益產品是消耗性的，持續提供公益產品以保持“權力”，需要耗用大量的國內資源，這可能對國內民眾的福利構成嚴重的擠壓。因此，公益產品提供天然受到國內政治的約束。不可能無限度地追求和行使向國際社會提供公益產品而獲得的“權力”。日本的基礎設施投資基金現在看來很難直接全額由財政撥付，能推進到何種程度還很難說。但無論如何，愿意提供公共產品對國際社會總是好事。

　　總的來說，強權政治的現象仍然在一定范圍內存在，但強權政治的邏輯正在逐漸得到約束。權力性質的變化，相當程度上消解了權力轉移的斗爭性，因為權力來源已經很大意義上轉向了履行國際責任。無論對美國、對中國還是對其他國家而言，一個穩定而繁榮的國際秩序都是合意的公益產品，為此履行相應的國際責任都值得鼓勵。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那種激烈的對抗性的暴力對決就絕無可能。國民情緒的管理失當完全有可能讓事態超出決策者的預期，戰略狐疑前提下的彼此猜忌也可能夸大正常競爭的敵意或對抗性，造成嚴重的后果。在一個世界政府缺席的世界里，更需要主要國家通過正式或非正式的規則來強化和平秩序的穩定性。因此，中國提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就是試圖為大國之間的競爭（包括公共產品提供的競爭）立憲，從規則上排除那些可能導致集體毀滅的競爭方式，從而將競爭的結果導向增進效率、創造和平紅利與共同繁榮的路徑上來，實現“競爭性共榮”（competitive co-prosperity）。

　　國際競爭到了告別“權力”的時候，基于“責任”的競爭將為人類指引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馮維江，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室主任，研究領域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全球經濟治理、區域經濟合作。著有《自貿區發展的新趨勢與中國的選擇》、《東亞自貿區建設的可行性分析》、《國際金融危機前后蒙古國政治經濟形勢與中蒙合作》、《次貸危機及其對亞太地區的影響》等。本文原標題為《告別權力》，刊載于《當代金融家》雜志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