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衍行

　　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對加快我國推進特色農業現代化作出了重要部署。同時，新一屆中央政府明確提出，現代農業將成為未來我國經濟一個重要的、新的增長點。這一提法在我國是前所未有的，特別是在城鎮化和互聯網這兩個大背景下，我國農業面臨著大量的投資機會，必將吸引資本的眼球，成為資本熱捧的對象。本文根據當前我國農業發展的實際情況提出了十大投資機會，僅供投資界參考。

　　農業農村工作，特別是推進現代農業的發展是2015年我國經濟發展關注的重中之重。我國農業要變“強富美”，離不開金融資金的全心“灌溉”，現代農業的每一個毛細血管都需要金融之水的滋潤。“布局農業、布局未來”，越來越多的資本開始了現代農業投資之旅。

　　誠信農業投資：機會前所未有

　　新常態下，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已經明晰且深入人心，從這個角度看，投資者的權益得到了保護，必然會提振誠信農業投資的信心，為誠信農業投資帶來前所未有的機會。地溝油、三鹿奶粉等失信甚至違法企業給人以切膚之痛且危害深重，新常態下，食品安全將面臨正本清源、撥亂反正的艱巨使命，中國走誠信農業之路是唯一正確的選擇，也必將義無反顧。毋庸諱言，對農業企業而言，任何傷天害理、鋌而走險的選擇必將是死路一條，人們必須消除僥幸心理。失信農業、偽農業要么改邪歸正，要么毀滅，會有大量新的投資主體介入并替代。

　　環保農業投資：大勢所趨

　　眾所周知，一些粗放低效的農業發展方式往往得不償失，焚林而畋、竭澤而漁式的發展是不會長久的。德國有一句諺語說得好：不可對一個微不足道的敵人或者不痛不癢的傷口掉以輕心。不負責的、污染的行為是社會與公眾共同的敵人。

　　然而，當前中國的農業已超過工業成為最大的面源污染產業。農業面源污染量大類多、分布廣，總體狀況不容樂觀。一方面，工業和城市污染正向農業農村轉移排放；另一方面，來自農業本身的污染也相當驚人：化肥、農藥等農業投入品過量使用，畜禽糞便、農作物秸稈和農田殘膜等農業廢棄物不合理處置，曾經的“田園凈土”正經歷著各類污染的侵害。

　　當前，影響中國農業環保的主要問題有二：一是重金屬污染，正在扮演農產品質量安全的隱形殺手，不僅可能影響到農田和農村周邊環境，也讓普通消費者對農產品質量安全產生了疑慮。除了工業廢棄物排放造成的土壤重金屬污染，農業化學品的大量投入也會導致土壤中養分、重金屬以及有毒有機物富集引起的土地污染，直接威脅農產品質量安全。二是中國化肥、農藥用量相當大，生產和使用量都是世界第一。例如，我國使用了世界40%的化肥。當前，我國單位面積化肥和農藥使用量已分別達到世界平均水平的3.6倍和2.5倍，但是化肥、農藥的利用率比發達國家卻低15%～20%。為此，我國今后不能再靠增加化肥和農藥使用量來提高農業產量了，降低使用量、提高利用率勢在必行。

　　今后我國將圍繞節水農業、化肥農藥使用規模控制、養殖污染防治、解決農田殘膜污染、秸稈資源化利用和耕地重金屬污染治理等六方面，開展農業面源污染防治攻堅。中央政府的治理決心已定，相信，今后環保農業的發展將是大勢所趨。

　　“一帶一路”農業投資：圓農企“走出去”之夢

　　我國有著悠久的農業對外交流歷史，古代絲綢之路曾為豐富沿線人民的生活，促進農業技術交流和農產品貿易發揮了重要作用。借助絲綢之路，我國從西域引入了胡麻、石榴、葡萄、苜蓿等作物品種，并把冶鐵、掘井和絲綢、茶等農業技術和產品帶到了中亞，促進了各國間農業技術的傳播與交流，帶動了農業的進步。幾千年來，我國農業在“走出去”和“引進來”的過程中一再大放異彩。

　　現在，“一帶一路”戰略又為現代農業的國際化及海外投資提供了更多可能。最近，國務院授權發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以下簡稱《愿景與行動》）。

　　與能源、鐵路、基礎設施建設等產業相比，當前我國農業“走出去”面臨著諸多挑戰。《愿景與行動》不僅提出了我國農業“走出去”的優勢領域和投資重點，還就“走出去”面臨的顧慮和“瓶頸”因素進行了通盤考慮，讓懷揣多年“走出去”夢想的農業企業為之一振。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可以把農業“走出去”面臨的基礎設施落后、貿易不便利、融資難等問題逐步解決。可以說，我國農業企業“走出去”迎來了絕佳機會。當前,“一帶一路”方興未艾，毫無疑問，缺少勇氣的企業只會走向執迷不悟的窘境。丹麥思想家克爾愷郭爾有句名言：在初始階段，最大的危險就是“不冒風險”。為此，資本應借“一帶一路”之風，大力投資農企，支持農企“走出去”。

　　食品自主化投資：前景無限

　　中國糧食生產量和進口量均居全球第一，食品獨立與安全絕非紙上談兵。在過去幾十年中，我國食品行業不斷改革創新，成就斐然。但隨著國情、世情和市場環境的變化，國內外食品行業出現了新的發展態勢。中國人口眾多，尤其是隨著中國居民財富的提升，如何在云詭波譎的復雜市場環境中駕馭好體量巨大的中國食品行業，是我國面臨的空前挑戰。殷鑒不遠，近年我國進口奶粉事件等都暴露出我國對進口食品管理的不足。而要彌補這些不足，只有積極主動地應對，及時、全面、準確地理解和把握國內外食品行業的變化規律和最新趨勢，才能睹始知終、未雨綢繆，作出正確的戰略決策。相反，若缺乏憂患意識，不能清醒地認識到自身不足，自我陶醉，自我封閉，將必步趨他人之后塵，且被外資企業牽著鼻子走，則國內食品行業將永無獨立安定之日。毋庸置疑，食品的自主化是必由之路，投資前景無限。

　　健康食品投資：方興未艾

　　當前，國際上各國健康食品增速迅猛：近20年來，美國的保健品銷售額增長了36倍，日本增長了32倍，歐盟諸國則以每年17%的速度增長。中國健康食品市場增長情況則不太相同，由于從2011年起，營養食品被納入保健食品行列，在很大程度上致使營養與保健食品行業出現超80%的飛速增長態勢，并引發企業轉型投資的狂潮。研究顯示，2023年中國營養與保健食品行業的市場規模將達到2萬億元。眾所周知，嘴是人體健康的第一道防線，農業與健康耦合性高的健康消費方式明顯要優于醫療行業。為此，健康食品投資正在路上，前景叫好。

　　節水農業投資：直擊農業發展“瓶頸”

　　目前，農業水資源短缺、水資源浪費嚴重、水質污染等問題,已成為制約我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瓶頸”，對資源和生態環境造成很大壓力。我們用世界10%的耕地、6%的淡水養活了世界20%的人口，提供了世界25%的糧食。顯而易見，水資源的壓力，將催生節水農業及生態循環農業的大發展。

　　差異化農產品投資：剛剛開始

　　產品差異化是指企業以某種方式改變那些基本相同的產品，使消費者相信這些產品存在差異而產生不同的偏好。中國財富階層的出現、大數據和互聯網技術的應用及財富階層價值觀、消費觀的改變，使得差異化農產品，特別是高端農產品成為可能。可以預見，針對富裕階層的差異化農產品，特別是高端農產品的需求將面臨井噴式增長。但是，只有積淀品牌優勢的公司才會有持續發展的機會，差異化農產品投資對傳統投資的顛覆剛剛開始。

　　農業物聯網投資：創造全新市場

　　大數據、互聯網、物流將改變農產品的流轉生態，互聯網、移動互聯網與農業產業的融合面臨井噴式發展。通過互聯網、移動互聯網打造食品安全和現代農業品牌，進而通過品牌運作對種植、養殖、加工、物流、營銷等產業鏈各環節進行垂直整合，再進一步向休閑農業、循環農業、高科技農業、有機農業、旅游農業等方面進行橫向拓展，投資機會巨大。

　　互聯網可以解構、重組傳統農業的生產關系，從而創造更多的投資機會。深刻運用互聯網技術的智能農業模式、互聯網營銷綜合運用的電商模式、互聯網與農業深度融合的產業鏈模式呈現梯次推進的狀態，而最終，農業與互聯網的深度結合將創造出一個全新的市場，必將吸引大批資本的追逐。

　　農業土地投資：命脈投資

　　土地是農民的命脈，土地問題涉及億萬農民的切身利益。伴隨我國快速工業化、城鎮化進程，農村人口大量轉移、人地分離和就業分化明顯加快，“誰來種地”、“怎么種地”和“如何提高農地利用率”等已成為統籌城鄉發展面臨的新問題。新時期，有序推進農戶承包土地經營權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既是優化農村土地配置、保障糧食安全的戰略選擇，也是加快農業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針對我國耕地經營分散、細碎化的現實狀況，結合國家現代農業示范區、全國農村改革試驗區和國家新型城鎮化綜合改革試點實踐，深入探索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綜合效益和勞動生產效率的農村土地流轉新模式，有效推進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農業資源配置市場化、農地經營管理法治化將是發展的方向。例如，近年來在湖南益陽、浙江紹興等地興起的農村土地信托流轉等典型模式，值得學習、總結、借鑒及推廣。

　　隨著農地流轉制度的逐漸完善，中國總量為5000多萬畝的農村經營性建設用地將被盤活，18億畝耕地亦有可能通過農民對農地經營權的抵押和擔保入市。土地資源活力的釋放將為現代農業時代的到來打下基礎，將加速中國農業規模化、機械化、集約化和工廠化發展，未來中國出現世界級大型農業集團將成為可能。

　　科技農業投資：顛覆傳統

　　在農村人口流動性增強、農民分工分業加快、農業生產集約程度提高的共同作用下，我國進入了推進農業現代化的戰略機遇期。我們應充分利用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和城鄉發展一體化給農業現代化帶來的新機遇，積極推進農業現代化。

　　由于中國農業科技投入強度低、私人投資參與度不高而導致了農業科技發展滯后于發達國家或一些發展中國家。在科技革命的年代，顛覆可能會成為主旋律，勢不可擋，任何人都會分享科技革命的成果。當前，中國農業規模化、機械化、集約化和工廠化已發展到了邊際階段，發展前景無限，投資機會多多，中國農業正面臨著從人力密集到技術優先的革命性轉變。

　　（作者為前中國銀行業協會副秘書長、中國光大銀行研究員、財政部咨詢專家、博導。本文原標題為《新常態下 中國農業十大投資機會》，刊載于《當代金融家》雜志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