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唐 斌 趙 洋

　　——對興業銀行與中信銀行案例的觀察

　　近期，國務院、發改委、財政部連續發文，力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且中信銀行提供融資的某河流綜合治理項目入圍財政部首批30個示范項目名單，這對正處于不良資產雙升、謀求經營轉型、致力于加大基建投入及推動環保事業發展的商業銀行開辟了一條正路。

　　國務院層面首次詳述PPP機制，商業銀行機會來臨

　　可以預測，未來幾年商業銀行充分介入的PPP投融資模式將遍地開花。而興業銀行近年來在倡導可持續發展、履行社會責任中，主動開拓創新，已將PPP的理念融入到環境金融等實踐中，并形成了“寓義于利”的商務模式，探索出了一條可復制、可推廣的差異化經營之路。

　　2014年11月26日，國務院發布《關于創新重點領域投融資機制鼓勵社會投資的指導意見》，共39條，其中4條闡述了如何建立健全PPP機制，提出“在公共服務、資源環境、生態保護、基礎設施等領域，積極推廣PPP”，這是國務院層面首次詳細闡述PPP機制。緊接著，12月4日，國家發改委和財政部同一天分別發布《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通用合同指南（2014版）》與《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試行）》兩份實操文件，并且財政部還披露了首批30個示范項目清單。這些都標志著PPP這種公私合營投資新模式正式進入實踐階段。

　　實際上，上述政策正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的“推廣政府購買服務，凡屬事務性管理服務，原則上都要引入競爭機制，通過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會購買”精神的繼承和發揚。廣義上講，PPP是將公共財政作為增信手段，以銀行信貸為借力杠桿，通過發揮市場力量和社會資源，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的一種途徑。它既是一種創新的融資機制，也是推進公共服務、環境保護和基礎建設等的重要手段。究其根本，PPP滿足了政企之間資源共享、風險共擔和優勢互補，符合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導向，所以必將成為公共產品、基礎建設等領域的主流模式。

　　商業銀行介入PPP的可行性分析

　　2013年底，國家審計署公布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6月末，全國各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約20.70萬億元，考慮或有債務后，達到約30.28萬億元。這些債務資金80%以上投向了公共產品、基礎建設等領域。并且2014年10月，國務院發布《關于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以下簡稱“43號文”），標志著地方政府債務存量清理進入實質性階段。以上數據及限制性條文都表明單靠政府力量以及傳統基建融資模式，已無法消化愈發沉重的公共債務負擔。另外，從產權理論來講，公共產權不同于一般財產的產權，后者具有排他性使用、可讓渡性和獲取收益的權利，而公共產權具有共享性和外部性，天然具有難以讓渡性，必然導致私人投資匱乏，并難以單單依靠私人資本實現社會整體的“帕累托最優”。由于上述兩方面的掣肘，迫切需要一種新的投資方式，介于政府公共投資與私有化之間，兼顧政策性、公益性的同時，引入社會資本提升經營效率，拓寬資金來源，降低政府債務水平。而這正是PPP存在的價值。

　　PPP的典型模式為：政府和私人部門針對特定項目或資產，簽訂特許經營合同，共同組成SPV（特殊目的載體）。其中，社會資本主要承擔設計、建設、運營、維護等工作，并通過“使用者付費”以及必要的“政府付費”獲得合理的投資回報；政府部門負責全過程監督，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

　　PPP代表著政府和社會資本之間的一種長期合作關系，往往投資金額較大、投資回收期長。那么，考慮如何能在短時間內聚集大量社會資本，更好地支持公共產品和基礎設施建設，商業銀行便在其中有了施展的空間：一是商業銀行可以充分發揮資源配置樞紐作用，引導信貸投向，有效撬動社會資金進入PPP領域。這同時也是國務院43號文對政府融資平臺業務進行限制后，商業銀行適應形勢變化，主動求變，推動自身轉型變革的必然要求。二是PPP項目融資主要圍繞未來收益權展開，而商業銀行依靠大量信貸業務中積累的項目盈利能力、償債能力分析等經驗，可以較好地預測項目未來現金流情況，審慎穩健地提供各類融資融信服務，并能夠起到價格發現的作用，實現項目更好的商業化運營。三是PPP模式強調公私部門的全過程合作，參與程度更高，特別是在項目中后期管理中，雙方需共同承擔重大風險和管理責任，這恰好與現代商業銀行強調踐行投行文化，提供一攬子、全流程、定制化、高附加值綜合金融解決方案的理念相契合。除了傳統融資融信業務，在資金管理、融資租賃、顧問咨詢等多方面都有很大合作空間。

　　從中信銀行提供融資的貴陽市南明河綜合治理項目二期案例來看，很好地發揮了中信集團的平臺優勢，整合了銀行、證券、信托、地產、建設、工程等多方資源，提供了包括項目咨詢、設計、融資、實施、運營、維護等一攬子、全流程項目合同周期綜合服務。

　　興業銀行環境金融實踐中的PPP萌芽

　　以上關于PPP特點以及商業銀行提供服務方式的論述，對興業銀行來說，其實并不陌生，特別是涉及基于收益權風險分擔為核心的融資模式以及遵循資源整合、發揮各方力量協同作用的原則，都能在興業銀行已有的業務、尤其是環境金融業務中找到對應的商務模式。

　　興業銀行的環境金融業務起源于2006年與國際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IFC）合作開展的能效融資項目。IFC支持興業銀行向能耗型企業發放貸款，幫助其購買節能設備，當貸款發生損失時，IFC將根據約定情形和補償比例，分擔銀行的貸款本金損失。支撐這一機制良好運轉的關鍵要素之一是尋求動產擔保的突破。根據雙方簽訂的《損失分擔協議》，興業銀行在審核發放能效融資時，應要求貸款企業提供適當的擔保。除了對企業貸款購買的設備設定抵押權外，還應要求企業將其未來的應收賬款、收益權等作為貸款擔保。這種創新的未來收益權擔保模式很好利用了節能環保行業“一次投入、分次回收”、“收益高但回報期長”、“現金流穩定”的特點，適應了這類企業輕資產、融資需求難以對接傳統信貸側重土地或房產等抵押擔保的特征，有效解決了企業的融資擔保問題。

　　另一個案例是2011年興業銀行承接的廣東綠色貨運示范項目。通過深入研究貨運行業特征和節能降耗模式，興業銀行創新性提出“引入中間機構、實現打包增信”的類合同能源管理融資模式，即引入技術服務商（如節能技術供應商、節能設備供應商、管理型物流企業等）作為整個融資模式的中間機構，由技術服務商為貨運企業實施節油技改并分享節油收益，再由技術服務商向興業銀行打包申請節能技改融資，財政資金和世界銀行[微博]贈款則以政策補貼資金池的形式為技術提供商提供先期擔保和后端補貼發放，從而實現外部增信。通過這樣的融資模式創新，實現了多方受益：貨運企業通過“零投入”完成節能降耗改造；技術服務商得以進入貨運市場，分享企業節油效益；財政資金和世行贈款由直接補貼轉變為增信手段，借助信貸杠桿放大資金使用效益；商業銀行通過引入中間機構和打包增信，避免了直接面對眾多實力、資質、信用參差不齊的貨運企業，降低了“一對多”所帶來的操作成本和信用風險。該案例在整合銀行、財政、中介等多方力量，以BOT模式，利用信貸杠桿，形成市場化的、閉合的資源配置體系過程中，更具PPP的特征。

　　除了上述兩個案例以外，興業銀行在環境金融長期實踐中，探索出了一整套可復制，并在多個行業、項目中具有推廣性和適用性的商務模式，一方面彌補了節能減排領域的市場機制失靈，另一方面發出政策信號，利用杠桿效應，充分發揮政府資金“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引導商業性資金和社會性資金投入節能減排領域。

　　“寓義于利”：興業銀行踐行公共服務的商務模式

　　興業銀行之所以在同業中率先產生了PPP的萌芽，主要基于長期以來一直將可持續發展作為經營理念和基本價值準則；來源于董事會持續引導、鼓勵管理層積極探索以多種方式履行社會責任。落實到銀行經營管理的具體環節，并不是“摸著石頭過河”，而是以市場化原則在社會責任與銀行贏利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在履行社會責任中尋找商機，探求一種可持續、可發展的銀行與社會共贏的商業模式和社會責任實踐模式，亦稱“寓義于利”。

　　從2006年在國內獨創性地開展能效融資項目，到其后采納“赤道原則”、倡導“寓義于利”商務模式，興業銀行不斷開拓創新，不僅以自身實踐推動公用事業發展，而且通過社會影響力，推進環境、社會風險管理獲得越來越多的關注和普及，相關成果也在國務院《關于創新重點領域投融資機制鼓勵社會投資的指導意見》中得以體現，包括：“加快在國內試行碳排放權交易制度，發展碳排放權交易市場，鼓勵和支持社會投資者參與碳配額交易，通過金融市場發現價格”以及“探索利用工程供水、供熱、發電、污水垃圾處理等預期收益質押貸款，允許利用相關收益作為還款來源”等。

　　2015，PPP盛宴開餐

　　有數據顯示，2015年PPP融資規模或達1.5萬億元，商業銀行機遇還很多、空間還很大。由于PPP在國內尚處起步階段，如何讓PPP從“形似”到“神似”，更好地服務公共產品和基礎設施建設，從以上分析，可以得到幾點有益的啟示：一是項目要合理定價，商業銀行要充分發揮資金樞紐和價格發現作用，有效引導社會資金投入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建設中來。二是公共資金要采取適當方式注入項目，可將其作為外部增新手段，借助信貸杠桿放大資金使用效益。三是以銀行為核心，整合證券、保險、信托、租賃、基金、建設、環保等多渠道資源，確保項目在不同階段都能得到商業行為的支持。

　　雖然PPP在政策法規連貫性、項目運作可行性以及風險緩釋有效性等方面還有許多課題尚待研討，但是基于其在政企合作、資源配置、融資方式、風險管理等方面已體現出的良好效用，必將成為投資帶動國民經濟發展的最強有力助推劑。

　　（唐斌為興業銀行董事、董事會秘書，趙洋為興業銀行董事會辦公室職員。本文刊載于《當代金融家》雜志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