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 宇

　　我國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是結構問題，是經濟轉型中結構性矛盾和體制性矛盾的集中表現。要真正解決這一問題，加大刺激力度會適得其反，深化經濟改革是唯一選擇。

　　一個時期以來，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倍受社會關注，然而，關于其成因的討論仍存分歧。有人認為，這是一個總量問題，應當通過加大刺激力度來解決；有人認為，這是一個結構問題，必須通過深化經濟改革來解決。這一討論關系到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取向，關系到中國實體經濟和金融市場的未來，需要辨析清楚。

　　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在很多國家都曾長期存在，最近之所以成為我國一個比較突出的經濟問題，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2012年以來，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進入中高速增長。隨著經濟增速放緩，過去被高速度所掩蓋的一些深層問題逐漸暴露，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成為這些問題的集中反映。也就是說，推高企業融資成本，造成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根本原因是結構矛盾，它不同程度地存在于體制、產業、企業和金融等各個方面。

　　從經濟體制看，兩種“預算軟約束”共同推高了企業融資成本。一種是科爾耐的“預算軟約束”，即在產權制度不完善的情況下，由“父愛主義”而產生的投資饑渴癥，形成了資金黑洞。一些“預算軟約束”的國有企業和地方融資平臺運行效率低下，占用了大量信貸資源卻不能向社會提供相應的資金回報，造成資金供需矛盾，推高了企業融資成本。另一種是科伊的“預算軟約束”，即那些無望恢復生機、但由于政府隱性擔保而免于破產倒閉的僵尸企業，吞噬了原本可以進入正常企業的信貸資金，提高了企業的融資成本。

　　從產業部門看，房地產市場的“擠出效應”和產能過剩行業的“沉淀效應”共同推高了企業融資成本。近年來，隨著房地產價格不斷上漲，大量資金涌入房地產項目，對中小企業融資形成“擠出效應”。2013年末，在人民幣貸款余額中，房地產貸款占20.3%，當年房地產新增貸款占全部新增貸款的28.1%。與此同時，我國產能過剩問題也較為突出，產能過剩行業投資收益率低、資金周轉速度慢，形成大量資金沉淀，加劇了資金供求矛盾，拉升了企業融資成本。相關數據表明，2014年上半年，我國工業企業產能利用率只有78.3%，處于2006年以來的歷史低位，其中，鋼鐵、水泥、電解鋁、焦炭、船舶、光伏等行業主要產品產能利用率不到50%。

　　從企業部門看，較高的杠桿率與較低的利潤率共同推高了企業融資成本。一方面企業杠桿率上升較快，2007年我國企業部門的杠桿率為97%，2013年大幅升至118%。另一方面，企業獲利能力出現下滑，我國工信部報告顯示，2014年我國企業毛利率由2013年的19％下降至16.3％。高杠桿率與低利潤率的矛盾導致企業還本付息能力下降、融資成本上升。

　　從金融部門看，負債成本上升和風險溢價上升共同推高了企業融資成本。近期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進程不斷加快，從國際經驗看，在利率市場化改革打破金融抑制的過程，往往伴隨著利率水平上升。在商業銀行負債成本增大的情況下，作為主要資產運用方式，金融機構貸款利率存在上行壓力。此外，銀監會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三季度末，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7669億元，較上季末增加725億元；不良貸款率1.16%，較上季末上升0.09個百分點。在不良貸款率和不良貸款余額雙升的情況下，金融機構通常會采取提高風險溢價的辦法來覆蓋潛在損失。

　　由此可見，目前我國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是結構問題，是經濟轉型中結構性矛盾和體制性矛盾的集中表現。要真正解決這一問題，加大刺激力度會適得其反，深化經濟改革是唯一選擇。一是完善產權制度、健全公司治理結構，形成財務硬約束。用改革解決體制性矛盾、用改革消除結構性扭曲。二是加快國有企業改革，加快財稅制度改革，加大對中小企業的稅收支持政策。三是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合理調節流動性水平，盤活存量，為緩解企業融資成本高創造良好的貨幣信貸環境。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讓市場在人民幣利率形成和變動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四是改善中小企業融資模式。打破金融壟斷，降低市場準入門檻，支持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發展直接融資，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鼓勵金融創新，推出更多的適合中小企業的金融工具。

　　從根本上講，產權明晰是市場交易的基礎，優勝劣汰是市場配置資源的要義。通過公平交易和市場競爭，硬化預算約束、淘汰落后企業、出清過剩產能，消除金融抑制、打破金融壟斷，使資源從效率較低的地方流向效率較高的地方。這是一個國家實業發達、市場發展的根基，也是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的根本。

　　（王宇,中國人民銀行[微博]研究局副局長。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博士后，美國斯坦福大學訪問學者，美國經濟學會理事。學術專（譯）著：《貨幣政策的決策、操作與傳導》、《風險、不確定性和利潤》、《博弈論與人類經濟行為分析》，在貨幣政策、金融市場、匯率制度和國際金融等領域尤有造詣。本文原標題為《總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刊載于《當代金融家》雜志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