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鐘偉

　　大國有其興衰，中國有其生生不息的文明和精神家園。盡管如此，新常態的不確定性仍是我們需要面對的巨大挑戰。

　　人們逐漸習慣使用新常態來形容中國經濟，這是對高增長的告別。但可能我們還未對新常態帶來的巨大轉折做好足夠的心理準備，否則我們就不會對印度經濟增速如此敏感，也不會對全面深化改革如此期待。

　　新常態可能存在著類似“日本病”的困惑。以往中國投資、外貿保持約20％的增速,工業增加值和M2增速也較快，通貨膨脹則是常態威脅。而未來，很可能投資、消費和M2年均增速僅能維持在約10％，而工業和外貿則呈個位數增長，人們可能更將習慣于面對通縮而不是通脹。由此可能引發對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的爭議。考慮到中國巨大的經濟體量、生態環境和人口結構，如果全面深化改革不慎，則中國未來的增長軌跡很可能是拉長版、放大版的日本經濟，中期內中國經濟增速將下行和穩定在哪個平臺仍不清晰。

　　新常態和三大引擎，尤其是工業4.0時代密切相關。中國經濟成就順沿著市場化、工業化和城市化三大引擎展開，并伴隨著必要的貨幣化。至今市場化改革仍然艱難，市場機制的關鍵性作用發揮受限。城市化進程和新型城鎮化開始交疊，工業化進程處于中后期。目前全球工業已從機械化、電氣化和信息化進入4.0時代。這種新型工業化可能與以往的全球化和國際分工顯著有別，制造業和服務業的邊界逐漸模糊，產業鏈更為本土化，對自然資源的依賴有所緩解。盡管中國領導提出了國家創新體系和萬眾創新思路，但中國圍繞工業4.0時代的布局仍不清晰。

　　新常態將重新詮釋增長和物價。從歐、美、日等體量較大的經濟體的實踐來看，在低增長下努力尋求和維持增長，在通縮陰影下努力維持物價溫和，是十分艱難的。中國的未來可能也不例外，人們開始逐漸接受中國經濟的較低增長，但似乎尚未對物價低迷有足夠準備。2011年至今，中國從通脹走向通縮的軌跡日益明顯，這迫使宏觀政策必須做出相應調整。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信用利差取決于實體經濟運行的風險回報，而在新常態期間，實體經濟傳遞給金融體系的風險不會有顯著緩解。因此，解決增長和通縮的重心，可能會聚焦在中國如何降低中長期無風險利率上。歐、美、日最終選擇的都是讓無風險利率接近零，而風險溢價則由市場決定。

　　新常態使我們用全新目光看待人民幣。中國曾一度享有超過GDP5％以上的國際收支順差，但目前回歸到約2％。考慮到中國的外匯儲備收益，以及加工貿易的規模，基本上中國已進入國際收支大致平衡時代。同樣，人民幣匯率也面臨著新常態。從1994年匯率并軌開始至今，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已從8.7升至6.0～6.3的區間。從跨境資本流動、結售匯凈額和國際收支看，人民幣已逐步告別了溫和升值的常態，進入了更為均衡和雙向波動的新階段。這可能會對資本和金融交易賬戶可兌換的進程和人民幣國際化帶來影響，也許相應進程會更溫和、均衡和務實。自1994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長達20年的強勢單邊升值或將成往事。

　　新常態和大國環境緊密相連。未來中東、俄烏和東亞地區局勢變數增多，經濟金融等非傳統安全逐漸與軍事手段的傳統安全并駕齊驅，美國的傳統領導力和中國等新興大國的影響力相互博弈。外圍可能會更多地討論“中美國”這一G2形態對全球的深遠影響，盡管中國并不熱衷于此。這表明，我們需要思考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同時也必須思考世界對中國夢的種種猜測、想象和期待。

　　中國可能在逐步進入新常態，但甚至中國自身，都似乎未對這種經濟新常態做好心理準備。大國有其興衰，中國有其生生不息的文明和精神家園。盡管如此，新常態的不確定性仍是我們需要面對的巨大挑戰。

　　作者系本刊副主編，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