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立

　　要客觀認識新常態的含義和特征，不可以給新常態附加我們過多的主觀愿望，更不能將新常態作為一個簡單的壓速度、棄增長的任務來完成。

　　新常態概念雖然不是我們首創，但借用新常態概念來描述我國經濟發展即將進入的新階段，既比較恰當又十分必要。“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提出新常態，重要的不是提出一個新的概念，而是建立一種新的意識與思維。建立新常態意識與思維，不僅有助于我們及時把握經濟發展新階段的特征，也有利于擺脫以往那種當經濟發展階段變化之后，因我們的認識和政策不能及時調整而跟在后面被動適應的困境。這對于我們認識經濟發展新階段的新特征，主動適應新變化、應對新挑戰，前瞻性地調整工作思路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但在對新常態的理解上，目前尚在探索之中，處于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狀態。有的人把新常態解釋成為一好百好的理想狀態，認為一旦進入新常態就什么問題都沒有了；有些人則將新常態描繪得比較悲觀，似乎進入新常態就意味著好日子過完了，等待我們的都是苦日子。顯然，這兩種看法雖都不乏灼見，但均有失偏頗，不夠客觀。筆者認為，新常態就是新的發展階段的一般性特征，是經濟發展新階段的客觀規律性變化。要客觀認識新常態的含義和特征，不可以給新常態附加我們過多的主觀愿望，給它承載它不該有的東西，更不能將新常態作為一個簡單的壓速度、棄增長的任務來完成。

　　客觀認識新常態

　　當前，對于新常態的討論之所以存在兩種不同的認識，究其實質，主要是對新常態是客觀特征還是主觀愿望、是現實狀態還是理想狀態等問題的理解存在比較大的差異。對此，應從以下方面正確認識新常態。

　　一是要客觀現實地認識新常態。新常態是一個現實狀態，而不是理想狀態。我們認為，新常態是基于先發國家經驗、并結合我國國情，對我國未來發展階段可能呈現的客觀特征的想像與刻畫的一個客觀狀態，而不是我們對未來發展階段特征的愿望或期盼。雖然通過我們的努力，可以實現一些愿望和理想，但新常態本身就是一個現實狀態，表達的是一些客觀特征。因此，不能帶著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來想像新常態，不可以給新常態附加我們過多的主觀愿望，讓它承載不該承載的東西。舊常態有舊常態的問題，新常態也會有新常態的問題，如果認為未來進入新常態就什么問題都沒了，未免過于理想化。

　　二是要辯證地看待新常態。新常態是經濟發展新階段的一般狀態或特征，并不意味著一旦進入新常態就一好百好，什么問題都沒有了。經濟發展在不同階段有不同階段的特征，總體上是循序漸進的，在發展中螺旋上升，但每個發展階段也會有每個階段的問題。比如人在青少年時期，特點是“拔個子”，但可能出現偏瘦等“結構問題”，以及出現青春痘等伴生現象；中年時期的特點是比較“壯實”，青春痘等問題沒有了，但也不會再長個了，還可能出現“啤酒肚”。經濟發展在某種意義上也一樣，早期可能會“快而不好”，成熟階段可能會“好而不快”。從“兩個一百年”目標的角度來說，我們希望未來的發展階段是“又好又快”，而不是從“快而不好”進入“好而不快”。

　　三要以平常心來看待新常態。進入新常態，客觀上意味著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將告別過去的兩位數增長，由過去的高速甚至超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或次高速增長。主觀上意味著我們不再也不應追求高速度，更不能片面追求高速度甚至不計代價追求高速度。而這對于習慣于、或執著于高速度的人而言，也許會出現一定程度的焦慮感。以平常心來看待新常態，一方面意味著不必對經濟速度減緩產生焦慮感；另一方面，也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欲將增長速度去之而后快，甚至將GDP視為萬惡之源，把新常態當作一個簡單的壓速度、棄增長的任務。而當前尤其要注意的是后者。在研究制定十三五規劃的過程中，要以平常心來認識和把握增長速度目標，既不能脫離潛在增長率繼續追求高速度，也沒有必要人為地刻意壓低速度。

　　準確把握新常態

　　經濟發展的每個階段會有每個階段的特征。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的環境與條件都發生了變化，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新特征也是必然的。

　　新常態的新，首先或直接表現為經濟增長速度的新變化或新特征：從高速甚至超高速轉為中高速。從國際比較來看，我們在許多方面與世界各國發展的基本軌跡是一致的，尤其是東亞發展中國家所具有或曾經出現的特征，我們基本上均具有或出現過。從世界性的普遍規律來看，90%以上的高增長經濟體經過高速增長之后都會出現明顯的減速，而接近90%的減速都發生在中等收入階段。已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的我們也不會例外，在我國“十三五”前后經濟減速，進入中高速增長階段應是大概率事件，也是必然的。但由于我國存在雙重二元結構，急劇增長呈現多速非同步特征，因而我們的經濟減速有可能是波浪式減速，而不是像日本等經濟體那樣的臺階式減速，一下子從高速增長滑落至中速或低速增長。

　　新常態的新，從深層次來看是經濟發展動力的新變化與新特征：舊動力弱化、新動力有待形成。從理論上來說，動力機制的變化是經濟增長速度變化的內在原因，即速度是表，動力為里。在這個意義上說，進入新常態的根本原因是動力機制發生了變化——舊動力逐漸減弱，新動力有待形成。需要強調的是，舊動力的減弱是必然事件，是不可避免的；而新動力的形成則是或有事件，雖然是必要的，但并不是必然的，需要通過主觀努力加快創新和轉型。因此，不能想當然地認為，進入新常態新動力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守株待兔等待新動力的出現，否則所有國家的經濟一經起飛都必然能夠達到高收入水平，就不會有“中等收入陷阱”這個說法了。

　　從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看，新常態下，消費、投資和凈出口需求均發生了變化。在消費需求方面，將從人均收入迅速提高背景下帶有一定模仿性質的排浪式大眾消費，逐步轉變為個性化、多樣化消費；在投資需求方面，工業化、城鎮化加速時期出現的高強度大規模開發建設投資峰值逐漸過去，代之以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拉動；在出口和國際收支方面，我國勞動力背景優勢凸顯和國際市場空間迅速擴張帶來的外需拉動逐漸減弱，資本和技術密集產業領域的新優勢有待并將逐步形成。

　　從供給推動角度來看，過去我國正值勞動力峰值階段，生產要素供給充足，加上全球化進入鼎盛時期，外需旺盛，我們出現一個時期的高速甚至超高速增長具有一定必然性。現在進入了新發展階段，國內勞動力供求關系變化了、劉易斯拐點到了、資源和環境約束強化了；外部來看，全球化回潮，外需減弱了，我們隨之從高速甚至超高速轉入中高速、次高速增長階段也是必然的。一方面，我們過去所依靠的人口資源優勢等帶來的人口紅利在減弱，勞動力再配置帶來的發展動力也因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非農部門的轉移接近尾聲而減弱；另一方面，資源紅利也逐漸消失，過去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空間相對較大，而現在的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

　　新常態的新，也表現在經濟結構的新變化和新特征：城鄉區域結構優化、供給需求結構優化。就區域結構而言，在經歷了“均衡-非均衡”過程之后將進入再均衡階段；就供給需求結構而言，也將在以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加速和全球化峰值推動的二產比例和投資率達到峰值后逐步回落。

　　從區域結構來看，在全球化高潮期和我國出口導向政策推動下，產業布局必然呈現沿海和臨港聚集特點。伴隨全球化退潮、沿海地區減速，以及我國消費升級，生產力布局必然隨之調整。再加上自主創新、擴大內需等，中西部中心城市、人口密集地區、老工業基地等將恢復性發展，區域結構將從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非均衡趨向再均衡。伴隨市區產業和人口基本飽和，城鄉之間從過去的城市吸引農村，中心城市對周邊地區的聚集效應，發展到了產業開始向外轉移，發揮擴散效應的階段，城鄉結構同樣從非均衡向均衡轉變。勞動力城鎮化比例達到53.73%，意味著社會結構由過去的以農民為主的社會變成了以工人為主的社會。伴隨農民工市民化的加速，城鄉結構也將在未來一段時間從以工人為主的社會變成以市民為主的社會。當然，這一變化也并非完全是從“壞結構”變為“好結構”，更多的還是從一個階段的特征變為另一個階段的特征。

　　從供需結構來看，由于我國以不能跨國流動的生產要素——勞動力參與全球分工，國外資本、技術和資源流入我國組織生產，且以可貿易產品生產為主，并最終將產成品輸出到世界各國消費，因此，我國經濟必然表現為高投資、高二產比例和高出口比例的“三高”特征。而伴隨全球化逐漸退潮、我國傳統的比較優勢弱化，投資率正在下降，二產比例也將降下來，“蹺蹺板效應”將推動消費率、三產比例等相應上去。需求結構將由過去的以投資為主逐漸變成以消費為主，產業結構也將從以二產為主逐漸變成以三產為主。在內外結構方面，伴隨我國勞動和資本供求關系變化，一方面勞動力成本越來越高；另一方面資本越來越多，我國正在從過去的“商品走出去”向“資本走出去”轉變，在全球范圍配置資源將日益成為我國對外經濟新格局的顯著特征。

　　新常態的新，還表現在經濟發展新階段不僅會面臨新的困難與挑戰，也會出現新的機遇與優勢。就前者而言，伴隨我國勞動力供求關系變化，勞動成本持續明顯上升，我國在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競爭優勢正在迅速喪失；環境約束強化、資源能源供應面臨巨大壓力；經濟金融風險凸顯，社會問題等非經濟因素制約強化等，使得我國現階段比以往任何時期都將面臨更大的風險與挑戰。如果說上述各種風險是任何發展階段都可能面臨的共同風險，那么，伴隨人均GDP提高和經濟增長潛力的下降，我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風險則是新階段、新常態面臨的特殊風險。我們這里所講的新常態面臨的新風險和挑戰，主要是從警示的角度來講的，并不意味著新常態只有風險和挑戰，沒有機遇與優勢。當前在世界經濟，尤其是美國經濟持續復蘇的背景下，我國經濟持續下滑，在一定意義上是由于企業家和投資者信心和預期發生了逆轉。而企業家信心與預期之所以發生逆轉，在一定程度上與一些媒體將新常態宣傳成為苦日子有關。從辯證法角度來看，有挑戰必然有機遇。進入新常態，我們在面臨挑戰的同時，也面臨新的機遇。比如，生產要素數量雖然有所減少，但生產要素質量則在逐步提高，這有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此外，自主創新加快會催生新的產業競爭力和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新型城鎮化和城鄉一體化發展會持續釋放內需潛力，以及區域協調發展會帶來新的經濟增長極和增長帶等，都是新常態下可能出現的新機遇，需要緊緊抓住并利用好。

　　為了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我們管理經濟的方式必將也必須隨之發生變化。為此，我們必須全面把握總供求關系的新變化，改革資源配置模式，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要不斷創新宏觀調控思路與方式，科學進行宏觀調控。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