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俊志

　　宋徽宗在藝術上具有非凡才華，琴棋書畫、蹴鞠騎射無所不通。左圖為其畫作《臘梅山禽圖》，現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右圖為其畫作《聽琴圖》題頭及花押，其花押（左）意為“天下一人”

　　宋徽宗在位的25年，是戰爭頻繁的時代。由于軍費浩大，宋徽宗濫發交子，致使交子流通制度衰敗。所以，宋徽宗詔令改交子為錢引。

　　歷史上，宋徽宗非常有名：一是他在藝術上的非凡才華，尤其琴棋書畫、蹴鞠騎射，無所不精，他的“瘦金體”書法，冠絕天下；二是他玩物喪志，成為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亡國皇帝。鮮為人知的是：宋徽宗也曾整軍講武，擊敗西夏、鎮壓方臘起義、聯金滅遼。但因軍費浩繁，財稅難支，宋徽宗不得已大量增發紙幣交子，結果引發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只好詔令改交子務為錢引務，改交子為錢引，從而結束了北宋紙幣交子流通制度。

　　交子是最早的官方紙幣

　　交子是中國古代官方最早發行的紙幣。西漢的白鹿皮幣，是貴族使用的禮品。唐代的飛錢，是民間使用的商業匯票。只有交子系由官方發行，可多次流轉使用，是真正意義上的官方發行紙幣。

　　北宋時期，商品經濟空前繁盛，成為繼東漢、中唐之后，中國古代商品經濟發展的又一高峰。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北宋是鑄造銅錢最多的朝代，但相對于高速增長的商品經濟而言，貨幣總量仍嚴重不足。因此，北宋的貨幣立法，摒棄了過去延續千年的基本方向，開始走向反面，即從千年以來各王朝限制百姓盜鑄銅錢、抑制銅錢過多引發的通貨膨脹，轉向限制百姓毀錢鑄器、限制銅錢流出境外，抑制銅錢過少引發的經濟蕭條。這一變化，標志著中國古代的商品經濟，已經從初級階段，步入前所未有的高級階段。貨幣總量嚴重不足的另一個后果是出現了紙幣的流通。北宋初期，四川民間出現了紙幣——交子，用來代表鐵錢流通。

　　早在五代十國時期，割據四川的后蜀政權盛行鐵錢。宋太祖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宋軍攻入四川，后蜀后主孟昶投降，宋王朝允許四川繼續流通鐵錢。鐵錢沉重，不便攜帶，所以在北宋初期，四川百姓便創造了紙幣交子，代替鐵錢流通。四川的交子，經過益州知州張詠的整頓，官方指定由16戶富民聯合辦理發行及兌付，逐步形成氣候。后來，富民們產業漸敗，無力償付債務，出現了訴訟。宋真宗大中祥符末年（公元1016年），益州轉運使薛田奏請設置交子務，將交子收歸官營，但是未能獲得朝廷的批準。朝廷論證許久，直到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朝廷才正式設置了益州交子務，統一經營和管理交子的發行和兌換。

　　自發行交子初始，北宋朝廷便設置了類似于現代紙幣管理的基本規則，規定有發行界兌制度、發行限額制度、發行準備制度和流通區域限定制度。交子的發行，每兩年發行一界。每界交子流通使用滿兩年時，持幣人可以用舊幣換取下一界新幣。界滿的交子，有一年的兌換期，即自第二年界滿后一年之內，可以兌換新幣，滿三年方才作廢。交子每界發行限額一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緍，每緍一千文錢，一界總額十二億五千六百三十四萬文錢。應對該發行金額，官方設置發行準備三十六萬緍，即三點六億文錢，用于備付交子的兌現，發行準備率約為百分之二十八。當時的制度規定，各界發行交子數額不變，發行準備也保持不變。這種制度維持了80多年，對北宋時期商品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四川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支持作用。初期，交子的流通區域被限制在四川，后來多次擴展到陜西，又多次被收縮回四川。宋徽宗時，交子的流通區域從四川擴展到陜西、京西北、淮南等路。

　　戰爭造成交子通貨膨脹

　　北宋時期，宋仁宗、宋神宗和宋徽宗三個皇帝，先后發動了對西夏的大規模戰爭。幾十年中，戰爭時斷時續，對宋夏雙方社會政治和社會經濟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西夏位于大宋國境的西北，是由黨項民族建立的政權。寶元元年（公元1038年），黨項民族首領李元昊建立西夏王朝，派使者通告宋朝。對于李元昊的分庭抗禮，宋仁宗出兵討伐。宋軍三戰三敗于三川口、好水川及定川砦。戰爭進行到慶歷三年（公元1043年），西夏雖然屢戰屢勝，但軍費開支過大，財用不給，物價暴漲，人民無法生活，只好與宋朝議和。到宋神宗時期，王安石變法，富國強兵，為攻打西夏準備了充足的軍事物資和兵源。元豐四年（公元1081年），宋神宗發動對西夏的大規模戰爭，雙方投入士卒、民夫以百萬計，先戰于靈州，后戰于永樂城，宋軍連戰連敗，死亡士卒、民夫60多萬。宋神宗欲立蓋世功業的夢想破滅，不久便憂郁病死。宋神宗的兒子趙煦即皇帝位，是為宋哲宗。十幾年后，宋哲宗英年早逝，沒有兒子，皇位就傳給了異母弟宋徽宗。

　　因軍費浩繁，財稅難支，宋徽宗不得已大量增發紙幣交子。

　　宋徽宗不僅能詩會畫，打起仗來也遠勝于他的列位先輩。崇寧元年（公元1102年），宋徽宗即位后兩年，便發動了對西夏的戰爭。在宋徽宗的戰略部署下，宋軍連戰連捷。崇寧二年（公元1103年），童貫、王厚攻克湟州（今青海樂都）；崇寧三年（公元1104年）王厚接連攻下鄯州（今青海西寧）、廊州（今青海貴德）。為攻打西夏，宋徽宗增發交子以助軍費，交子發行量達到每界發行限額的20倍之多，結果形成嚴重的通貨膨脹。交子界滿，以舊更新時，新交子收兌舊交子以一兌四，即舊交子貶值百分之七十五，只剩下百分之二十五的價值。但是，新交子發行之后，仍不能兌換足量的現錢，所以繼續貶值下去。

　　宋徽宗詔令改用錢引

　　大觀元年（公元1107年），攻打西夏戰后不久，宋徽宗詔令改交子務為錢引務，改交子為錢引。這樣做是為了提高紙幣的信用等級。“交子”的意思是用于交換的憑證，而“錢引”的意思則是可以用來提取現錢的憑證。當時市場上還有鹽引和茶引，分別是提取食鹽的物權憑證和提取茶葉的物權憑證。朝廷發行錢引，意為可提取現錢的憑證，有利于人們增強對其流通價值的信心。

　　改交子為錢引之后，紙幣繼續貶值。大觀年間，法定兌換一千枚現錢的一緍錢引，只能兌換十余枚現錢。《宋史?食貨下三》云：

　　“大觀中，不蓄本錢而增造無藝，至引一緍而當錢十數。”

　　大觀四年（公元1110年），張商英代替蔡京為相，宋徽宗詔令恢復紙幣的發行限額，經過長期的努力，直到宣和年間（公元1119～1125年），錢引的價值才逐漸得到了恢復。

　　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童貫被任命為陜西經略使，總領六路軍事，再次討伐西夏。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童貫的部將劉法在古骨龍斬首西夏軍三千人；種師道攻克臧底城。長期的戰爭，使社會生產遭受重大打擊，同時又消耗了大量的生命和社會財富，人民生活日益貧困，朝廷財稅枯竭。宋徽宗只好在鹽和茶的交易上增加稅錢，與私鹽販、私茶販奪利。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宋朝與金國訂立“宋金宣和海上之盟”，約定聯合滅遼。不料，方臘發動了摩尼教起義，私鹽販、私茶販紛紛響應。起義軍攻占城池、劫富戶、殺官吏，很快就聚集了數十萬之眾。宋徽宗派童貫率軍圍剿，與起義軍先后戰于秀州、杭州、清溪等地。童貫三戰三捷，大規模屠殺起義軍將士。戰爭進行了大約一年，方臘起義終于被鎮壓下去。

　　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宋徽宗派童貫率軍攻打遼國燕京。童貫久攻不下，便派使者至金朝請兵協助。金軍到來，遼國不戰而降。金軍進入燕京，大肆搶掠之后，便將燕京移交給宋朝管理。根據雙方約定，宋朝將往年交付遼國的每年銀絹五十萬兩匹轉向金國交納，并付金國燕京代稅錢一百萬貫，犒軍費銀絹二十萬兩匹。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金太祖阿骨打去世，他的弟弟吳乞買即位，立刻整兵備戰，南下攻宋。面對強敵，宋徽宗無奈下詔罪己，取消花石綱，不再收藏奇花異石，但仍擋不住金軍的南下，只好禪位給他的兒子宋欽宗。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兵攻入開封，虜宋徽宗、宋欽宗北去，北宋滅亡。

　　宋徽宗在位的25年，是戰爭頻繁的時代。由于軍費浩大，宋徽宗濫發交子，致使交子流通制度衰敗。所以，宋徽宗詔令改交子為錢引。

　　錢引的流通及其終結

　　繼承交子流通制度，錢引的流通區域仍然限制在四川。金軍南下擊滅北宋，宋朝退避江南轉為南宋。南宋的統治地區包括四川，所以錢引繼續在四川流通。但是，隨著戰爭規模的進一步擴大，錢引的發行也就突破了原定的限額。南宋高宗建炎年間（公元1127～1130年），張浚以知樞密院宣撫川蜀，命趙開為隨軍轉運使，在秦州設錢引務，在興州鼓鑄銅錢。此后，趙開大量制造錢引，使錢引數量達到四千一百九十萬緍，超過限額大約三十三倍。趙開大量發行紙幣，卻沒有引發通貨膨脹，而是引發了百姓對紙幣的盜制。

　　宋徽宗增發交子，并沒有增加發行準備，交子數量增多卻不能兌現，所以迅速貶值，結果法定兌換一千枚現錢的一緍錢引，只能兌換十余枚現錢。宋徽宗改交子為錢引，并沒有能夠改變這種局面。趙開在四川發行錢引，增設銀絹作為錢引的發行準備。官賣銀絹，允許百姓用錢引購買銀絹。百姓需要向官府繳納各種稅賦，趙開允許百姓采用錢引繳納。因此，趙開采取的措施保證了錢引價值的穩定。

　　南宋寧宗開禧二年（公元1206年），韓侘胄指揮宋軍大規模出擊，北伐金國，結果宋軍大敗。為了軍備和戰爭的消費，南宋王朝大量發行紙幣，紙幣進入惡性通貨膨脹時期。當時南宋統治地區流通的紙幣，主要是東南地區流通的會子，以及四川地區流通的錢引，兩者都出現了比較嚴重的通貨膨脹。

　　宋理宗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南宋王朝再演宋徽宗聯金滅遼故事，但這次是聯蒙滅金，金國果然被宋蒙聯合擊滅。第二年，宋蒙戰爭全面爆發，此后數十年戰火不息，紙幣的問題也就愈加嚴重。宋理宗寶祐四年（公元1256年），四川宣撫使李伯曾上《救蜀楮密奏》，指出四川錢引存在的問題，建議將四川發行紙幣的權力上繳朝廷。當年，朝廷下令使用封椿庫新造的四川會子，收兌錢引。自北宋徽宗更交子為錢引，至南宋理宗詔令使用會子收兌錢引，錢引共流通約150年，至此終于完成了歷史使命，退出了流通領域。

　　（石俊志，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北京法學會民商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兼職教授、碩士生導師，華南理工大學貨幣法制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史學博士、法學博士、經濟學博士、精算統計專業博士，研究領域橫跨金融、法律、歷史。對中國貨幣法制史有深入研究和獨立觀點，著有《中國貨幣法制史話》、《半兩錢制度研究》、《五銖錢制度研究》、《中國貨幣法制史概論》等；在國際金融、金融資產運作、債權保護等方面亦深有造詣，著有《國際保理》、《現代精算數學原理》、《金融危機生成機理與防范》、《商業性債權轉股權法律研究》等。本文刊載于《當代金融家雜志201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