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馮維江

　　不是因為怕被“馬歇爾計劃”之名“玷污”，也不是因為我們還“不配”借“馬歇爾計劃”之名，而是因為中國自身戰略具有獨特性和開創性，需要“名正”而后“言順”、“功成”而后“名就”。

　　日前舉行的APEC峰會期間，習近平主席闡述了“一帶一路”的建設思路，并宣布中國將出資400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這些措施連同峰會前夕中國牽頭推進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舉措，被一些評論指為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浮出水面。

　　投資人士普遍歡迎這個概念，因為它給人以“拉動國內生產的大手筆對外投資”的想象，點燃了市場對港口、基建等概念股票的欲望之火。但一些戰略觀察者則對中國版“馬歇爾計劃”持審慎或否定的態度，其理由迥然不同。

　　好比對國人講克勞塞維茨

　　一種理由是害怕“聲名狼藉”的“馬歇爾計劃”玷污了中國對外戰略新設想的令名。因為“馬歇爾計劃”是一種制造大國對立、分裂世界、更有利于美國自身經濟發展且服務于美國全球霸權的冷戰工具，強調和平與合作的中國是絕對不屑于、也萬萬不可這么干的。如果非把“馬歇爾計劃”與中國聯系在一起，那簡直就是一種抹黑。這類反對稱中國版“馬歇爾計劃”者篤定地指出，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一定會破壞抹黑者的圖謀。

　　另一種理由隱秘地秉持著自慚形穢的態度，認為中國當下徒有經濟規模世界第二的虛名，實際在考慮科技、軍事后綜合國力上與強國還有很大差距，在國際權力格局中的地位與當年的美國也相去甚遠，人民幣的國際地位更無法與當時或現在的美元霸權相提并論，中國甚至還看不懂當前的國際規則。無視巨大的差距而去奢談中國版“馬歇爾計劃”和爭奪世界話語權顯得操之過切。

　　事實上，“馬歇爾計劃”未必那么壞，中國的境況也不至于那么差。別人說什么、怎么說并不重要，關鍵在于中國把自己的事情辦好。

　　所謂中國版“馬歇爾計劃”，無非是幫助外國人理解中國要做的事情。畢竟，從內容上講，兩者都有資本輸出帶動消化國內富余產能的目的。這就好比對國人講克勞塞維茨，大家未必能馬上反應過來，但若說是德國的孫子，國人大致就能知道他是做什么的了。

　　實現義與利統一，才可謂好制度

　　有人講“馬歇爾計劃”，承認其為援助歐洲復興之舉外，念念不忘強調其主要是為了消化“二戰”中積累起來的過剩產能，最終是借錢給歐洲人買美國貨，解決美國自己的失業問題。仿佛這么一來，就可以用“自利”來“正常化”或解構“義舉”。事實上，對外援助成為雙贏或者“讓好人得好報”的事才應該是一種“正常狀態”。從德道倡導來看，我們可以倡導做好事不求回報，但從制度設計來看，應當設計出好人有好報的制度，才能鼓勵更多的人去做好事、做好人。孔子的時代，魯國有一個政策，如果把流落在其他國家的魯國人贖回來，國家會給贖回的人補貼。孔子的學生子貢很有錢，贖了回來又拒絕國家補貼，大家都贊揚他風格高。孔子說，子貢這事做錯了，以后魯國人流落在外再也沒人肯贖回來了。孔子的另一個學生子路救起一個落水者，獲救者送給子路一頭牛，子路未予拒絕。孔子聽說后非常高興，說今后魯國一定有很多見義勇為的人了。孔子對義與利的上述看法是建立在對人性有深刻理解的基礎上的。

　　中國的對外或走出去戰略也是一樣。這次李克強總理在東南亞參加會議時宣布對東盟的援助以人民幣計價。東盟用這些援助可以從擁有巨大生產能力的中國獲得高質量的產品與服務，中國也可以擴大人民幣在世界上的使用范圍，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這就是“雙贏”的好事。援助行為本身就是一種義舉，這種義舉也能幫助中國國內改善生產能力和效率，為包括東盟在內世界各國提供更多高質量的產品，中國自己也能因此獲利。這種實現了義與利統一的制度，才是讓好人得好報的制度，代表了正確的義利觀。如果總是希望以“絕對利他”來解構“利義合一”的道義性，最終只能得到一個冷漠的世界。

　　正視對外戰略中的利益面，更重要的作用是國內動員。美國的“馬歇爾計劃”能夠獲得成功，除了其強大的軍事能力與經濟能力的“保駕護航”之外，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國內的支持。美國在援助重建歐洲的同時，國內企業能夠出售更多東西到歐洲，民眾也因此獲得就業機會，各方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這才為美國的對外援助和投資戰略的可持續性奠定了國內政治基礎。反觀我們自己，對外戰略剛剛展露，國內就有不少類似“自己中西部還有那么多貧困落后地區，為什么還要投4萬億到國外去幫助別人”的質疑，這也與我們沒有把義利講清楚有關。仿佛把本國的利益談得太多就不夠“高尚”，背離了“不附加任何條件”的要求。殊不知，把自己的要求與利益向國內外講清楚，才是援助，否則頂多算是施舍。嗟來之食，廉者不受。靠施舍聚攏不廉者的人氣，只會把自己降格為乞丐頭子。

　　“走出去”已經取得相當的成就

　　實際上，中國的“走出去”或對外戰略并非此次中國版“馬歇爾計劃”受到熱議才出臺，這是一個長期以來的連續過程，并且已經取得了相當的成就。中國“走出去”是一個分層推進、越走越遠的立體過程——從商品走出去、服務走出去，到投資及勞動力走出去，最后到中國的發展模式與增長觀念走出去。迄今為止，這一過程總體上是順利的、有成效的。

　　從商品“走出去”來看，當前中國商品出口額是十年前的5倍多；服務也類似，出口額大約是十年前的4.8倍。對外直接投資可以說是后來居上。自2006年開始有統計，2013年對外直接投資流量是2006年的5.1倍，從存量來看更是高達7.3倍。

　　勞動力“走出去”受到國外保護本地就業的限制較多，但同樣成效顯著。我某次去新德里出差，下飛機時乘務員特地提醒我多次：這是印度。當時還挺納悶兒，后來才反應過來。飛機終點是亞的斯亞貝巴，飛機上許多乘客都是中國的建筑工人，到埃塞俄比亞勞務輸出。乘務員的一再提醒，除了與我的工人階級氣質有一定關系之外，可能更反映了我國在勞務輸出方面蔚然成風。從數據來看也是這樣，截至2014年9月末，我國在外勞務人數98萬人，十年前只有50萬左右，也將近翻了一番。

　　難在重建欲望

　　雖然有以上成績，但應看到，未來走出去的路還很長。在“量”的方面我們已經取得了相當不錯的成績，但在“質”的方面我們還早得很。有句話說得好，把你口袋里的錢變成我口袋里的錢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但把我腦袋里的想法變成你腦袋里的想法是更困難的事情。商品走出去、服務走出去、勞務走出去、資本走出去，干的都是“把你的錢變成我的錢”這件事，中國的模式或發展的觀念得到其他國家的理解、認同甚至接受，是更加困難但也更具戰略意義的“走出去”。在這些方面必須承認美國人做了很多正確的事。美國的海軍基地遍布全球，表面上看這是一種硬實力的走出去，但真正發揮影響的，不是這些軍人帶去的子彈，而是他們帶去的歌曲、電影，帶去的生活方式和流行文化。這一切又是在堅船利炮和美元支持下實現的，硬輸出與軟輸出之間形成了彼此助益的良性循環。

　　與美國的“馬歇爾計劃”相比，中國的對外戰略主要面對的欠發達國家與美國面對的歐洲國家有很大不同，這意味著我們的走出去戰略更加不容易，但意義也更加重大。“馬歇爾計劃”面對的是歐洲的重建與復興，既然是復興，就是說以前曾經興盛過，現在因戰爭毀掉了，重返繁榮的愿望就會特別強烈。經濟增長是需求拉動的，經濟學里面需求的含義就是有支付能力的欲望。“二戰”毀掉了歐洲的支付能力，但沒毀掉欲望。重建的也是支付能力，這是件相對容易的工作。

　　中國的對外戰略主要面對的是欠發達國家，而“馬歇爾計劃”面對的是歐洲的重建與復興。圖為“馬歇爾計劃”1948～1951年援助的歐洲國家

　　中國面臨的很多需要去發展基礎設施、搞援助的欠發達與發展中國家，可能在欲望問題上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印度基礎設施欠賬很大，但按照基辛格的說法，印度的宗教和文化傾向于讓人們忍耐和節制欲望，這種情況下你要勸說人們拆遷了再興建好的基礎設施困難就更大。再比如，我在非洲調研時，當地人介紹那里有一種猴面包樹，樹葉可以當蔬菜，果實可以當糧食，榨成汁就是飲料，有一棵樹吃飯問題就全都解決了。那里氣溫又高，我們還在講要解決溫飽問題再奔小康生活，在那里老天爺就幫著解決了溫飽，對小康的動力也就不足了。很大程度上，中國的對外合作與援助戰略，不僅要建設支付能力，還面臨重建欲望（以及制度）的挑戰，要讓欠發達國家認識到全球化的好處，給他們提供接入全球化的機會，這個任務要困難得多，意義也重大得多。

　　經驗都是“干中學”

　　在中國之前，歐美發達國家也曾援助非洲等地欠發達國家，可惜成效有限。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全無機會。中國所倡導的是一種基礎設施導向的發展路徑，這與歐美制度改革導向的發展路徑有明顯差異。后者的假定是，如果一個國家政治透明度低、經濟管制程度高、金融自由化或深化不足，那么在這些國家進行投資的風險就很大，還可能會助長其國內的腐敗等問題，所以應該先要求它開展制度改革，實現市場化、自由化等，而援助和投資應當與這些改革綁定，有改革就有援助，不按照要求來，甚至要撤回援助，這個國家就會陷入困境。這種自上而下的改革與發展模式，可能降低了援助者的風險，但是被援助國的風險就非常大。基礎設施導向的發展路徑就不一樣。其假定是非常樸素的自下而上的“要想富，先修路”，路一通，本地的勞動力、資源、資金等就能夠通過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接入全球市場，享受全球化帶來的好處，一旦基層民眾享受到了這些好處，觀念也會隨之逐漸發生變化，上升的欲望就會進一步要求制度上和觀念上的開放與改革，推動整個國家更好地融入現代世界經濟網絡，這也是中國自己的基本經驗。不過，鞋子合不合腳，只有自己才知道。每個國家都應當選擇適合自己的道路，這是這個國家的權力，也是這個國家的責任。中國的成功可以借鑒，中國也可以提供必要的幫助，但歸根結底還要看各國自己的戰略決斷。

　　應當承認，中國在“走出去”戰略上還是新手，也面臨許多風險，中國在處理這些風險的經驗上還有很大改進的余地。有人用中國高鐵在墨西哥遭毀約的風波來批評走得太快，不夠穩重。首先，這是墨西哥國內政治所致，與中國企業自身關系不大。再則，動態地看，與2011中鐵承建波蘭高速公路，面臨“完成整個工程要虧3.95億美元，半途毀約要被索賠最高2.7億美元”的進退兩難相比，這次我們已經有所進步，畢竟最多還能有4400萬美元的賠償款可收。經驗都是“干中學”出來的，對中國“走出去”的對外戰略，一要有信心，二要有耐心。

　　結語

　　中國的對外戰略不應只是一個“4萬億”投出去的投資戰略，而應當立體發揮貿易、投資、勞務合作、援助的作用，使不同功能單元能相互支援配合。這樣一個戰略最好由我們自己來命名，不是因為怕被“馬歇爾計劃”之名“玷污”，也不是因為我們還“不配”借“馬歇爾計劃”之名，而是因為中國自身戰略具有獨特性和開創性，需要“名正”而后“言順”、“功成”而后“名就”，如此才不辜負時代給予同時也由自身創造而得維系的戰略機遇。

　　（馮維江，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室主任，研究領域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全球經濟治理、區域經濟合作。著有《自貿區發展的新趨勢與中國的選擇》、《東亞自貿區建設的可行性分析》、《國際金融危機前后蒙古國政治經濟形勢與中蒙合作》、《次貸危機及其對亞太地區的影響》等。本文原標題為《為中國版“馬歇爾計劃”正名》，刊載于《當代金融家》雜志2014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