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韓松 黃希韋

　　宋海 全國政協常委、副秘書長，民建中央專職副主席

　　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國際化如何排序？我的觀點是二者應該同時進行，相輔相成，甚至可以用人民幣的國際化來促進資本項目的可自由兌換。

　　宋海是個“有故事”的人。從兵團戰士，到修讀西班牙語；從在中科院從事沙漠治理工作，到成為銀行家，到政界，再到華南理工大學經濟與貿易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無不成就斐然。

　　上世紀末、本世紀初，適逢在東南亞金融危機波及之下，廣東金融業遭逢重大沖擊。蒙當時廣東省委主要負責同志之知遇，在深圳副市長和廣東副省長任內，宋海受命于危難之際，于重重壓力下，用六、七年時間，成功化解了超千億元的不良資產，涉及廣發銀行[微博]、深發展銀行(現并入平安銀行)、佛山市商業銀行(現并入興業銀行)、湛江市商業銀行(現為南粵銀行)、珠海市商業銀行(現為華潤銀行)、廣州銀行、汕頭商業銀行(現為廣東華興銀行)等的重組。其中，廣發與深發展之改制重組、引入外資，如果后世書寫中國銀行業改革、發展、開放的歷史，當是必有的篇章，其他幾樁案例亦均可看出宋海處理問題金融機構的一貫思路：顧全大局，當機立斷，杜絕風險外溢，以市場化方式化解風險。

　　身為政界高層人士，宋海依然不改學者本色，始終筆耕不輟，已有100多冊(篇)、凡360余萬字論著、譯著、論文傳世。其關于人民幣匯率改革和人民幣國際化的專著《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與國際化研究》和《中國匯率制度的選擇》在相關領域廣有影響。

　　以下為宋海與《當代金融家》雜志就人民幣國際化與匯率改革相關議題所作對話。

　　《當代金融家》：2009年4月，國務院常務委員會決定在上海和廣東省廣州、深圳、珠海、東莞4城市首批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其后又擴大至包括廣東全省的其他省市。彼時您正是廣東省主管金融的副省長。步入政界前，您也曾在國際銀行領域具備豐富的學術素養與從業經歷。能否請您談談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試點的運行情況，以及這一試點與下一步資本賬戶開放、匯率形成機制市場化以及人民幣國際化等改革發展目標的內在關聯？

　　宋海：雖然我做了十四五年的行政工作，但因興趣所致，研究工作并沒有落下，特別對人民幣匯率改革和人民幣國際化的問題給予了一定的關注。

　　2003年至2011年，我任廣東省副省長，主管教育和金融。中國人民銀行[微博]2009年推出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試點計劃時，我一直都在為廣東極力爭取，后來終于成功了。目前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試點雖然進行得比較順利，但人民幣在國際上主要還是發揮結算的功能，很少被用來當作儲備貨幣。在后來具體的實踐過程中，復雜的因素更多。

　　眾所周知，中國目前的資本項目是管制的，而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既牽涉到經常項目，也牽涉到資本項目。因此，在資本項目管制的情況下如何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現在理論界也提出來說這等于是把我們改革的高效率的東西和國外兌換，把自己改革的福利給了別人，這恐怕在思想上也很難讓人接受。

　　《當代金融家》：您曾著有《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與國際化研究》、《中國匯率制度的選擇》等著作。前面一本書中提到，一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本幣是否自由兌換，資本項目開不開放，并不構成一國貨幣國際化的充要條件。關鍵在于，一國貨幣國際化后有沒有意義，取決于國際社會是否認可。倘若國際認可度低，做出本幣國際化的決策也就毫無意義�；�于您的這一判斷，中國現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時機是否成熟？

　　宋海：中國現在的經濟規模已經雄踞全球第二位，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其貨幣必須國際化，才能與自身經濟地位相匹配。另外，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一直奉行以出口為導向的對外貿易政策，現在已經累積了約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但這么多的外匯儲備不但沒起到較好作用，且還給我們國家造成了很大的負擔，其根本原因就是人民幣的地位還不高。這是我研究人民幣匯率改革和人民幣國際化的兩個出發點。

　　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與人民幣國際化都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完全可以同時進行，相輔相成

　　中國如果想要做經濟大國和資本大國，自己的主權貨幣不能作為國際貨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當代金融家》：人民幣匯率問題長期是中美兩國爭議的熱點問題之一，時常有美國政界人士指責中國“操縱匯率”，克魯格曼(Paul Krugman)也曾公開指責人民幣匯率被“低估”是“以鄰為壑”(beggar thy neighbor)。中國政府則曾警告，美國如通過《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The Currency Exchange Rate Oversight Reform Act of 2011)，對來自所謂“匯率操縱國”的進口商品征收懲罰性關稅，則兩國間恐爆發貿易戰。在您看來，面對來自美國的壓力，中國應如何妥善應對？

　　宋海：美國一直說是人民幣和美元的匯率問題導致了中美之間的貿易不平衡，說美國的貿易逆差是中國造成的，這是完全違背事實的，其實這主要是美國自身原因造成的，例如美國禁止向中國出口相關高新技術產品。此外，一個國家的主權貨幣之所以能成為國際貨幣(特別是這種貨幣是各國儲備貨幣的時候)，其原因就是該國拿著自己的貨幣向其他國家買東西，該國得到貨物，對方得到貨幣，否則無法滿足世界各國對美元的需求。

　　中國和美國之間就是這樣，美國拿著美元購買我國的商品，我國得到美元，那這樣下來美國肯定是貿易逆差，我國肯定是順差。所以，美國指責我們，根本就是得了便宜還賣乖，只是我們在談判的時候沒有利用好這一點，現在也沒人站出來說美國的貿易逆差恰恰是因為美元高度的國際化造成的，并不是其他什么原因。

　　將來等人民幣真正國際化以后，我們肯定不能再堅持以出口為導向的對外貿易政策了。因為一旦人民幣國際化了，肯定是我們拿人民幣去買別人的東西，到時我國的外匯儲備一定會減少，所以光從解決我國外匯儲備過多的問題來說，人民幣國際化也勢在必行。

　　《當代金融家》：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此前的“金融十二五規劃”亦提出“完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您認為，浮動匯率是否是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個重要先決條件？

　　宋海：目前理論界爭論最激烈的一個問題就是人民幣國際化和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的排序問題，這個問題的實質其實是加快資本賬戶開放與人民幣匯率改革之間的關系問題。過去這幾年，政府推動資本賬戶開放的措施與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舉措都是相關的。

　　有人認為，在人民幣匯率機制還沒有充分市場化的條件下，過快推進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與發展離岸人民幣市場，其結果就是中國用高效率的人民幣資產去置換低收益的外幣資產，將來會造成極大問題，因此，匯率制度改革和利率市場化應該優于人民幣的國際化，否則價格扭曲將導致人民幣國際化的結果與目標不相吻合。

　　現在看來，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還是比較快的，到2020年應該可以實現自由兌換

　　也有人認為，在目前的環境下，人民幣大幅升值不可能一步到位，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與人民幣國際化都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完全可以同時進行，相輔相成。如果坐等匯率完全市場化以后，再啟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可能就會喪失改革的良機。

　　《當代金融家》：您更傾向于認同上述哪種觀點？人民銀行[微博]已同諸多國家的央行[微博]簽署了直接貨幣互換協議，人民幣在全球貿易結算中比重也不斷上升。在您看來，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可在什么時間實現？

　　宋海：對于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國際化的排序問題，我的觀點是二者應該同時進行，相輔相成，甚至可以用人民幣的國際化來促進資本項目的可自由兌換。

　　第一，一旦離岸人民幣市場達到一定的規模，離岸市場的價格是否會對在岸市場價格產生沖擊，取決于中國政府對離岸市場人民幣清算機制與回流機制的控制率。即使我們要創建一系列新的匯率機制，也必須在這個機制中設立一些反周期的自動的穩定器。

　　第二，中國政府現在的當務之急應是利用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外部壓力盡快實現增長模式從投資、出口驅動轉變為以消費驅動為主，在增長模式結構的調整過程中，利率與匯率的市場化將發揮關鍵作用。中國政府應該盡快實現利率、匯率的市場化。

　　第三，根據國際經驗，適當的資本項目管制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一種方法，所以中國政府要把握好人民幣國際化同資本項目管制之間的平衡。國際上關于資本項目可兌換并沒有很成文的精確說法，只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有44條相關的規定，現在中國人民銀行[微博]已經有30多條都達到了標準，而剩下的十幾條也不是全都得放開，可以在其中適當做一些平衡，人民幣國際化不應該以中國金融體系的大起大落為代價。

　　現在央行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如和很多國家進行貨幣互換，這肯定能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它也從側面說明了我們現在的政策是開放的。通過國家間的貨幣互換，人民幣國際化在政府間的渠道就被打開了。所以現在看來，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還是比較快的，到2020年應該可以實現自由兌換。

　　(本文原標題為《人民幣國際化與匯率改革應同時進行——對話全國政協常委、副秘書長，民建中央專職副主席宋海博士》，刊載于《當代金融家》雜志201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