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馬里奧?德拉吉

　　馬里奧?德拉吉（Mario Draghi） 歐洲央行[微博](ECB)行長

　　應對高失業率問題，歐元區經濟必須從兩方面入手，即增加總需求政策和改革結構性政策。二者必須配合：如果沒有更大的總需求，政府實施的結構性改革可能停滯不前，但如果不實施堅定的結構性改革，總需求措施最終也將不夠有效。

　　在高失業形勢下，全社會沒有人能獨善其身。對失業者自身來說，失業會對其一生的收入產生長遠影響。對就業人口來說，高失業率會增加工作的不穩定性，并有損社會和諧。對政府來說，高失業率會增加財政支出，并影響選舉前景。此外，失業是宏觀經濟的核心問題，影響近期和中期的通貨膨脹變化，這就意味著，失業問題也會影響到中央銀行。失業率高企、社會和諧面臨威脅之時，要求中央銀行采取應對措施的壓力無一例外地增大。

　　歐元區失業問題的原因

　　關鍵問題在于，我們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真正可持續地影響失業率？由此引申，影響當前失業的因素主要是周期性還是結構性的？由于歐元區是一個有18個成員國的貨幣聯盟，所以上述問題就顯得更加復雜，我簡要介紹歐央行如何評估目前形勢。

　　歐元區的長期衰退

　　首先，歐元區國內生產總值（GDP）遭受了巨大且持續時間超長的負面震蕩，這對就業產生了重大影響。如圖1所示，在本次大衰退之后，美國的失業率出現了一次大幅度、快速攀升，而歐元區則經歷了兩次衰退和失業率的再度攀升。

　　圖1 2008年以來歐元區和美國失業率變化

　　從2008年初到2011年初，兩個經濟體的情況類似：失業率陡峭上升，穩定一段時間后開始逐步下降。這反映了本次沖擊的共同來源：所有發達經濟體金融周期同步；雷曼公司倒閉后，全球貿易出現了收縮；一些國家的資產（主要是房屋）價格出現了強力修正。

　　2011年之后，兩個經濟體的情況出現了差異。美國的失業率持續下降，歐元區的失業率卻出現了第二輪上升，并在2013年4月達到最高點。這一分化，反映出歐元區獨有的問題，即來自主權債務危機的沖擊，這一沖擊造成了歐元區經濟連續6個季度的衰退。但與雷曼公司倒閉后影響整個歐元區的沖擊不同，第二波失業人數的增加完全是那些受到政府債券市場緊張狀況負面影響的國家（圖2）。

　　圖2 金融壓力與失業的關系

　　主權債務通過多種渠道發揮影響，但最重要的影響是使宏觀經濟穩定工具喪失作用。

　　從財政角度講，在危機第一階段，實際上在所有國家，非市場化服務（包括公共管理、教育和醫療）對就業都有正面貢獻，因此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沖擊。但在第二階段，財政政策受到了對債務可持續性擔心和缺乏統一支持機制的限制。為了恢復投資者的信心，必須先進行必要的財政整頓，但這降低了財政政策的作用，并減少了公共部門的就業人數，而這會減少其他部門的就業。

　　主權債務危機也干擾了整個歐元區貨幣政策的順利傳導。盡管政策利率非常低，但在受沖擊國家，這段時期的實際資本成本卻在上升，這意味著貨幣和財政政策實際上都收緊了。鑒于此，在當時（目前也仍然是），我們貨幣政策的重點是修復貨幣傳導機制。針對受影響國家，歐央行工作人員估計的“信貸缺口”（實際信貸量與沒有危機影響時正常信貸量之差）表明，信貸供給條件嚴重拖累了經濟活動。

　　周期性和結構性因素

　　周期性因素造成了失業率的上升。而且歐元區的經濟形勢表明周期性因素仍然在發揮作用。最近的GDP數據證實，整個歐元區的復蘇仍然疲軟。在這種形勢下，很可能的情況是對復蘇的不確定性壓抑了企業投資，也使就業的增長速度放緩。

　　盡管如此，也有跡象表明，至少在某些國家，失業中的很大部分是結構性因素造成的。

　　例如，歐元區的貝弗里奇曲線（Beveridge curve，又稱UV Curve，曲線橫軸測量的是經濟中職位空缺的數目,縱軸測量的是失業人數）——在給定勞動力需求水平（或空缺崗位）條件下的失業狀況——表明，整個歐元勞動力市場都存在結構性不匹配的現象（圖3）。在危機的第一階段，勞動力需求的大幅度減少造成了歐元區失業率的迅速攀升，貝弗里奇曲線出現了向下移動。但在危機的第二階段，盡管總就業空缺率顯著提高，但失業率仍然進一步上升，貝弗里奇曲線出現了向上移動。

　　圖3 危機期間歐元區貝弗里奇曲線的演變

　　貝弗里奇曲線移動的部分原因可能是某些國家工人就業能力的巨大破壞，這導致了就業率的下降、失業時間的延長和長期失業者比例的上升。這種情況尤其反映在此前過度繁榮的建筑業出現了大幅度萎縮（圖4）。與美國的情況類似，這會降低工作崗位的匹配效率。截至2013年底，長期失業（失業1年以上）人數占整個歐元區勞動力的6%——比危機水平前增長了1倍以上。

　　圖4 從部門和教育水平看歐元區失業情況的演變

　　另一個重要原因可能是失業的低技能工人缺少再就業的機會，證據顯示，雇主對工人的技能需求與勞動者具備的技能之間的差異日益增大。對技能不匹配情況的分析表明，在地區、國家和歐元區三個層面上，技能不匹配的狀況都有顯著上升（圖5）。

　　圖5 歐元區技能錯配指數

　　總之，國際組織（尤其是歐盟委員會、經合組織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所做的估計表明，本次危機造成了整個歐元區結構性失業的增加，從2008年三家機構的平均8.8%上升到2013年的10.3%。

　　進一步分析

　　還有兩點重要補充。

　　第一，估計結構性失業有很大不確定性，尤其是實時估計。例如，歐盟委員會的研究表明，在當前形勢下，非加速工資變動率的失業（NAWRU）可能夸大了與結構性因素相關的失業總數，尤其是在受危機沖擊最嚴重的國家。

　　第二，在總量數據背后是非常差異化的情況。目前歐元區的失業率是11.5%，是德國的不到5%和西班牙的近25%的加權平均失業率。結構性因素的變化也有很大差異：對各國貝弗里奇曲線的分析表明，德國是顯著向原點移動，而法國、意大利、特別是西班牙則是遠離原點移動。

　　這種差異性反映了不同的初始條件，如從歷史上看，一些歐元區國家的失業率一直比其他國家高，以及就業的不同部門構成（尤其是建筑業的就業比重），但也反映了勞動力市場機制與沖擊對就業影響之間的關系。從就業角度講，受危機影響最小的經濟體一般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比較高，能夠根據經濟條件做出調整。

　　例如在德國，貝弗里奇曲線在危機期間一直向原點移動，在十年前進行哈茨（Hartz）勞動力市場改革后這一趨勢就開始了。德國就業情況較好也與如下事實有關：德國企業想方設法以合理成本減少雇員的工作時間，包括減少加班時間、在企業層面上增加工作時間的靈活性，以及大量使用短期工作日程等。

　　即使在一些受到主權債務危機嚴重影響的國家中，我們也能夠看出勞動力市場機制對就業的不同影響。在雷曼公司倒閉后，愛爾蘭和西班牙兩個國家建筑部門的就業狀況都顯著惡化，但在主權債務危機期間卻表現出很大差異性。愛爾蘭的失業率在穩定后出現了回落，而在西班牙直到2013年1月之前一直在上升（圖6）。

　　圖6 愛爾蘭和西班牙失業及名義薪酬變動

　　造成這種差異的一個原因是凈移民數量的差異。但也反映了愛爾蘭在主權債務危機爆發時勞動力市場相對靈活的事實，而且愛爾蘭從2010年11月開始實施歐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支持的勞動力市場進一步改革計劃。而西班牙在危機開始時勞動力市場非常僵化，真正有意義的改革到2012年才開始。

　　重要的問題是，直到改革開始時，在西班牙，企業根據新的經濟條件進行調整的能力受到了行業和地區集體談判工資協議及工資指數化做法的限制。問卷調查顯示，西班牙是工資指數化方法使用最頻繁的國家之一，覆蓋了70%的企業。其結果如圖6所示，雇員人均名義收入在2011年第三季度之前一直在上升，盡管這段時間失業率提高了12個百分點以上。但在愛爾蘭，2008年第四季度就開始減少工資，而且速度非常快。

　　結果是，愛爾蘭勞動力市場通過價格機制進行調節，而西班牙勞動力市場主要通過數量進行調節：企業被迫通過減少就業來降低勞動力成本，調整的負擔集中于受到較少保護的群體——臨時合同工人。這種情況在危機前的西班牙非常明顯，約占所有就業合同的三分之一。

　　與其他受沖擊的國家一樣，在西班牙，通過結構性改革，勞動力市場僵化的狀況得到了某種改善。

　　總之，歐元區的失業狀況是相對復雜因素互動的結果。各成員國出現了不同的需求沖擊。這些沖擊與初始條件和勞動力市機制以不同方式進行互動，而且隨著新改革的實施，這種互動發生了變化。因此，在估計周期性和結構性失業狀況時必須非常謹慎。但清楚的是，勞動力市場機制方面的差異是歐洲貨幣聯盟脆弱性的一個原因。

　　應對高失業率的措施

　　從上訴分析中，我們可以得出的唯一確切結論是必須從歐元區經濟的兩個方面入手：增加總需求和改革結構性政策。

　　增加總需求的政策有助于防范疲軟的經濟增長可能造成的延遲效應（hysteresis effect）。

　　但如果在供給方面不采取平行行動，則這種總需求政策將最終是無效的。與所有發達經濟體一樣，我們目前面臨的初始條件由上一個金融周期決定，包括低通貨膨脹率、低利率，以及私人和政府部門的高負債率。在這種環境下，由于受到利率接近于零下限的約束，所以在增加總需求方面存在著貨幣政策喪效的風險。債務負擔較大也必然壓縮了財政政策的空間。

　　在這種條件下，促進較高的潛在增長趨勢和政府收入，有助于恢復政策空間，并增強兩種政策調節經濟周期的作用。減少結構性失業和提高勞動力參與度是其中一個關鍵部分，這一點對歐元區來說尤其重要，因為某些國家高失業率會造成更多貸款損失，銀行抗風險能力下降，以及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進一步受到損害。

　　增加總需求

　　從需求方面講，貨幣政策能夠、也應當發揮核心作用，目前這意味著在較長時間內保持適應性貨幣政策。

　　我們已經看到匯率的變化，這種變化會增加總需求，并提高通[微博]貨膨脹率；我們預期，通貨膨脹的水平與美國和歐元區的政策分野（圖7）是一致的。我們還將在9月份開始實施第一次定向長期再融資操作（TLTRO）。我們正在加快準備在資產支持證券市場上直接購入資產的工作，預期這將有助于進一步放松信貸。這種直接購買會使我們提供流動性的渠道多元化。

　　圖7 歐元區和美國預期真實利率路徑

　　通貨膨脹率一直處于下行通道。從2012年夏季的2.5%下降到最近的0.4%。通貨膨脹下降的幾個原因是：食品和能源價格的下降；2012年中之后匯率升值影響了價格變化；俄羅斯-烏克蘭地緣政治風險對歐元區經濟的負面影響；受危機沖擊影響國家的相對價格調整和高失業水平。

　　我曾指出，上述因素大部分是臨時性的，所以對價格的影響也會消失。但我也認為，如果低通貨膨脹率持續時間延長，價格不穩定的風險也會增加。

　　8月份金融市場顯示，在所有期限上，通貨膨脹預期都顯著下降。5年期的掉期利率下降了15個基本點，低于2%，這是我們分析中期通貨膨脹走勢的重要指標。

　　但在分析短期和中期情況時，修正情況更加明顯。短期和中期實際利率已經上升，長期名義利率在下降，長期實際利率尚未上升。這種情況不僅出現在歐元區，其他國家也是如此。歐央行理事會將確認這些變化，并將使用一切可能手段來確保在中期內的價格穩定。

　　就財政政策而言，自2010年以來，歐元區的財政政策一直欠缺且效用不足，與其他大型發達經濟體相比尤其如此。這并不是初始債務比例高的結果——歐元區的公共債務總量并不比美國或日本高。實際情況是，美國和日本的中央銀行一直在采取行動支持政府融資。這是市場不擔心財政當局信譽的重要原因，而這種擔心限制了歐元區很多國家政府在市場上籌資。這種機制又可以使美國和日本延遲進行財政整頓。

　　因此，如果財政政策能夠與貨幣政策一起發揮較大作用，則有助于整體政策的調節效果。

　　我認為有四點非常重要。

　　其一，可以利用現有規則框架內的靈活性來應對疲軟的經濟復蘇，增大結構性改革的所需要的空間。

　　其二，目前財政政策還有提高經濟增長的余地。可以先采取預算中性的方式降低稅負。如果在短期財政乘數較高的領域降低稅負，在財政乘數較低的領域減少支出，則這一策略會產生積極影響，

　　其三，與其他主要發達經濟體不同，歐元區的財政政策立場不是由單一議會表決的單一預算，而是18個國家的預算和歐盟預算的加總。各國財政政策立場之間的更多協調可以使整個歐元區實現更快增長的目標。

　　其四，為了確保總體政策立場和實現大規模公共投資計劃，也有必要在歐盟層次上采取積極行動，這與新任歐盟會員會主席的建議是一致的。

　　改革結構性政策

　　任何適應性的財政或貨幣政策都無法替代歐元區必要的結構性改革。在危機開始時，歐元區的結構性失業就已經非常高了（約9%）。為解決結構性失業問題，各國結構性改革不能再推遲了。

　　結構性改革涉及勞動力市場、產品市場和改善經營環境等。我重點分析勞動力市場改革，在這一領域，有兩個需要優先解決的跨部門問題。

　　首先要制定一些政策，使工人能夠更快地找到新工作崗位，縮短失業的時間。這類政策包括在企業層面簽訂合約，使工資能夠更好反應當地勞動力市場條件和生產率水平；增加不同工人和不同行業之間的工資差異；減少就業調節中的僵化因素，尤其是勞動力市場的雙重性；強化產品市場改革，以便加快向有效率的行業重新配置資源和就業。

　　其次要提高勞動力的技能密集度。我們已經看到，本次危機對低技能工人產生了更大的影響。年輕人失業率較高、且失業時間較長也說明了這一點。15～24歲群體中的失業率2007年已經很高，達到15%水平，2013年進一步上升到24%。這已經留下了明顯的“傷痕”，因為這些年輕人已經喪失了在職培訓的關鍵時間。

　　歐元區的長期凝聚力有賴于每個成員國實現可持續的高就業。而且，鑒于歐洲貨幣聯盟的凝聚力受到威脅時的成本非常高，所有成員國都應當努力實現高就業的目標

　　技能密集度也與潛在經濟增長率有關。雖然提高勞動力參與度非常重要，但人口結構趨勢顯示，勞動力參與度對未來增長潛力的貢獻會遞減。提高潛在增長率將主要依靠提高勞動生產率。因此，我們必須確保就業集中于高附加值、高生產率的行業，而這些行業的發展有賴于勞動技能的提高。

　　另外，在全球經濟中，歐元區無法僅憑成本與新興市場國家競爭。我們的比較優勢必須是成本競爭力與高附加值專業技術領域的結合——這種模式是德國等國家成功的原因。從這一視角看，不充分的技能水平實際上導致更多工人會退出“競爭力區間”，喪失可雇傭性，從而提高非加速通貨膨脹失業率（NAIRU）。

　　提高技能最明顯和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教育，在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在歐元區，工作年齡群體中完成中學和大學教育的比例在一些國家超過了90%，但另一些國家則只有40%左右。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也可以發揮重要作用，如終身學習和消除勞動力市場的扭曲。后者會有助于減少無效率的工人流轉，提高企業及工人增加對工作特定技能投資的積極性。

　　結論

　　歐元區的失業是一個復雜問題，但解決方案并不難理解。降低失業率的一個協調一致戰略涉及需求和供給兩方面的政策，包括在歐元區和成員國兩個層面。而且只有當這一戰略真正協調一致時，才有可能獲得成功。

　　如果沒有更大的總需求，我們會面臨更多結構性失業的風險，而且政府實施的結構性改革可能停滯不前。但如果不實施堅定的結構性改革，總需求措施也會迅速失去后勁，最終變得不夠有效。換句話說，回到高就業軌道需要有一組政策，包括歐元區和成員國兩個層面上的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措施。這將使每個成員國實現可持續的高就業目標。

　　我們不應忘記，對于我們的貨幣聯盟而言，代價高昂。在一個國家內部，地區之間也會存在失業率的差異，但歐元區還不是一個政治聯盟，因此不具有分擔風險的長期機制，即通過財政轉移支付方式進行救助。跨國移民目前仍然較少，也不可能成為重大沖擊后勞動力市場調整的關鍵驅動因素。

　　因此，歐元區的長期凝聚力有賴于每個成員國實現可持續的高就業。而且，鑒于歐洲貨幣聯盟的凝聚力受到威脅時的成本非常高，所有成員國都應當努力實現高就業的目標。

　　【本文由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副院長康以同摘譯自德拉吉2014年8月22日在美國懷俄明州杰克遜霍爾（Jackson Hole）舉辦的堪薩斯城聯邦儲備銀行經濟研討會（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Economic Symposium）上的演講，英文標題為Unemployment in the Euro Area，英文全文PDF版可參見國際清算銀行網站（http://www.bis.org/review/r140826a.pdf）。】

　　（本文原標題為《歐元區的失業問題》，刊載于《當代金融家》雜志201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