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剛

　　盡管各方期待有所不同，但優化存貸比指標，并促成其在長期內的最終淡出，已成為共識。6月30日公布的調整，是監管部門在堅守流動性風險原則的基礎上，根據現實的需要對存貸比進行的改進和完善，未來仍將繼續。

　　有關存貸比指標的存廢，一直都是銀行業界爭論較多的話題。2014年6月30日，中國銀監會發布《關于調整商業銀行存貸比計算口徑的通知》，對存貸比計算的分子分母的具體項目做出調整，在分子方面扣除了6項內容，在分母方面增加了兩項內容，從7月1日起調整商業銀行存貸比計算口徑。

　　所謂存貸比指標，即銀行貸款總額／存款總額，是法定監管指標，是指商業銀行存款中有多少可用于發放貸款，目前以75%為上限，意味著銀行可以發放的貸款數量，不能超過合格存款數量的75%。

　　對于這次政策變化，市場評價不一。有人認為，本次調整適應了銀行資產結構多元化和利率市場化改革推進的客觀現實，有助于引導銀行業務的良性發展；有人則認為，此次調整的實質性內容較少，存貸比約束并沒有顯著放松，對銀行信貸的扭曲依舊存在。

　　如何看待以上截然相反的觀點？回答這一問題，需回顧存貸比指標發展的歷史。

　　存貸比指標產生的背景是緊縮性宏觀調控需要，在20世紀90年代初，存款不足長期困擾我國銀行業。商業銀行主要靠從中央銀行借錢(再貸款)來進行貸款擴張，長期處于貸差狀態(即存貸比大于100%)。1994年，我國發生高達24%的通貨膨脹率，而緊縮信貸是反脹的主要手段。基于這樣的背景，1995年頒行的《商業銀行法》將其作為銀行主要的流動性監管指標之一，并規定“貸款余額與存款余額的比例不得超過百分之七十五”。從1998年開始，首先面向國有商業銀行實施了這一制度。

　　除宏觀調控方面的需要外，存貸比指標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國商業銀行改革發展的需要。為促進商業銀行經營管理的市場化，1998年1月，人民銀行[微博]取消了對商業銀行貸款限額(規模)的控制，轉為以間接調控為主，實行“計劃指導、自求平衡、比例管理、間接調控”的信貸資金管理體制。其中，“自求平衡”的核心就是“以存定貸”，“比例管理”，就是按照存貸款比例等九大類比例指標指導商業銀行經營管理。由此，商業銀行經營的自主性迅速增大，市場化改革也進入快速發展的新階段。

　　不過，盡管有以上這些益處，但存貸比約束的建立，在實踐中也并非一蹴而就。從統計數據上看，從1978年到1993年，我國金融機構各項存款余額始終小于貸款，且存貸比隨著我國對外貿易的迅速發展而不斷縮小，但始終大于100%。其中，1978年存貸比為164%，1993年存貸比為111%，到1994年時降到100%以下。在存貸比上限監管推出后，1995年銀行體系各項貸款與各項存款之比為93.8%，1998年仍為90.4%，2000年降為80.3%，2003年為76.4%。2004年之后，隨著外匯占款持續高速增長，銀行資金來源得到極大改善，存貸比開始持續低于75%。以上情況說明，在存貸比推出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1995～2004)，銀行業的實際水平都高于75%上限，因各種因素，監管要求并未得到落實。

　　從2004年之后，隨著存貸比下降到75%以下，監管層面對該指標的執行也開始趨于嚴格。存貸比上限的約束日漸強化，對銀行存、貸行為的影響也越來越明顯，這既有好的一面(即在宏觀上抑制了信貸過度投放，并在微觀上降低了單一銀行的流動風險)，也有不好的一面(對銀行行為造成了扭曲)。特別是隨近年來我國金融創新深化和金融脫媒加快，存貸比指標缺陷愈發凸顯。

　　具體而言，隨金融創新的不斷發展，銀行的負債來源、資產運用日趨多元化，存、貸款在負債、資產中的占比不斷下降，僅靠存貸款已難以完整反映銀行的負債及資產狀況，更無法全面、準確反映銀行的流動性狀況。同時，隨著負債的多元化，銀行的信貸資金來源已不限于傳統的存款，其他很多穩定性好、與貸款期限相匹配的負債都可作為信貸資金運用，僅僅依靠存、貸款的匹配越來越失去其原有的意義。在這種背景下，存貸比作為流動性監管指標的意義大幅減弱，并逐漸異化成了對銀行信貸規模的一種約束手段，引發了微觀層面的諸多扭曲。由此，改善甚至廢除存貸比的呼聲一直不絕于耳。

　　改善甚至廢除存貸比的呼聲一直不絕于耳

　　從長期看，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75%的存貸比監管要求已經越來越失去合理性，但在短期內完全取消之，也并不現實。其一，目前，75%的存貸比仍是《商業銀行法》第三十九條第二款的內容。在相關法律修訂工作尚未完成之前，難以簡單廢除；其二，替代指標的引入和完善，尚需時日。2008年次貸危機之后，巴塞爾委員會將流動性納入統一監管的框架，并為此制定了全新的監管體系，推出了流動性覆蓋比率(LCR)和凈穩定資金比率(NSFR)兩項指標，以及其他一些監測指標。中國銀監會據此并結合我國國情，在今年2月份頒行了《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條例(試行)》。從理論上講，全新的流動性監管體系可以覆蓋存貸比的功能。但目前階段，國際范圍內圍繞新指標的爭議依舊很激烈，其實施效果究竟如何，尚難有定論。在這種情況下貿然完全放棄已有規則，或不利于風險防范。而且，對于業務相對簡單、傳統的大多數小銀行來說，巴塞爾協議的流動性監管指標過于復雜，實施成本較高，而存貸比這一相對簡單的規則對它們而言或許更為適用。

　　總的說來，隨著外部環境的飛速變化，誕生于二十多年前存貸比，的確有優化和改進的必要。盡管在優化的路徑和力度上，各方期待有所不同，但優化存貸比指標，并促成其在長期內的最終淡出，已成為共識。6月30日公布的調整，是監管部門在堅守流動性風險原則的基礎上，根據現實的需要對存貸比進行的改進和完善，未來仍將繼續。

　　(曾剛，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所銀行研究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小銀行研究基地主任、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貨幣金融理論、銀行理論與實踐，主要著作有《歐元與國際貨幣競爭》、《貨幣理論與貨幣政策》、《貨幣經濟學手冊》、《風險管理》、《貨幣錯配——新興市場國家危機的考察》、《中國商業銀行發展戰略研究》、《貨幣流量分析——理論框架及對幾個問題的考察》、《西方國家經濟社會變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