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俊志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朝廷下令改變“重輪錢”、“乾元重寶”錢及“開元通寶”錢之間的法定兌換率，實現(xiàn)了名目貨幣與金屬貨幣在概念上的分離，從此，中國古代錢幣出現(xiàn)了“虛錢”與“實錢”概念的區(qū)別。左圖為“乾元重寶”，右圖為“開元通寶”

　　第五琦確實是個理財高手，善會收斂民財，“乾元重寶”切實解決了朝廷缺錢的困境，使朝廷最終贏得了平叛戰(zhàn)爭的勝利。

　　第五琦是長安人，善于理財，做過唐肅宗時期的宰相。

　　早在安祿山起兵造反時，第五琦在北海郡太守賀蘭進明手下做錄事參軍。安祿山的軍隊摧枯拉朽般殺將過來，賀蘭進明不敢與之抵抗，迅速丟失了防地。唐玄宗大怒，派人送刀給賀蘭進明，軍法脅迫，強督作戰(zhàn)。第五琦勸賀蘭進明多用財帛，厚賞勇士，出奇力戰(zhàn)。聽從第五琦的建議，賀蘭進明果然收復了失地。此后，太子李亨在靈武即位，是為唐肅宗，賀蘭進明派第五琦去蜀中向唐肅宗報告戰(zhàn)況。第五琦對唐肅宗說，現(xiàn)在最要緊的事情就是打仗，打仗的勝負取決于有沒有足夠的錢。第五琦請求唐肅宗給他一個名正言順的職務，讓他去籌錢來支持軍用。唐肅宗接受了第五琦的建議，給他任命了好幾個官銜。第五琦就打著朝廷的旗號，著手整頓鹽鐵專營，雖然名義上不增加百姓的稅賦，但在實際上卻從百姓手里收來許多錢，用來支持唐王朝的平叛戰(zhàn)爭。此后，第五琦建議朝廷鑄行虛幣大錢，用來以一換多地從民間掠取資財。虛幣大錢政策達到了顯著的效果，該政策為朝廷平叛戰(zhàn)爭贏得了經(jīng)濟實力上的優(yōu)勢。此外，虛幣大錢政策引發(fā)了大唐王朝君臣們更為豐富的想象，由此產(chǎn)生了更加奇妙的“虛錢”概念。

　　戰(zhàn)爭致使財稅枯竭

　　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北方邊鎮(zhèn)胡人將領(lǐng)安祿山以誅殺奸臣楊國忠為名，在范陽起兵南下。安祿山的軍隊所向披靡，迅速攻占了洛陽。戰(zhàn)爭進行到第二年，唐玄宗放棄長安，率禁軍倉皇西逃。在逃亡的道路上，禁軍嘩變，殺死權(quán)臣楊國忠，逼迫唐玄宗縊殺楊貴妃，之后簇擁唐玄宗繼續(xù)西逃。緊接著太子李亨在靈武即位，遙尊唐玄宗為太上皇。

　　安史之亂中，民間窮苦，百姓流離失所。圖為李昭道《明皇幸蜀圖》，描繪唐玄宗李隆基為避安史之亂，行于蜀中的情景

　　此時戰(zhàn)亂嚴峻，河北被叛軍割據(jù)，河南、山東、荊襄和劍南都駐有各路平叛軍隊，這些地區(qū)的賦稅都不上繳朝廷。因此，朝廷用于戰(zhàn)爭的費用全部由淮南和江南百姓承擔。各路軍隊時常叛亂，叛軍和朝廷軍隊各自縱兵搶掠百姓，江淮人民飽受劫難。戰(zhàn)爭致使田地荒蕪，江淮地區(qū)饑荒嚴重，餓殍遍野。朝廷為戰(zhàn)爭募資，加緊搜括民財，設立的苛捐雜稅名目繁多。

　　連年不斷的戰(zhàn)爭，耗費了朝廷和民間大量物資。各地節(jié)度使乘機擴大地方軍事割據(jù)力量，藩鎮(zhèn)與朝廷對峙的局面逐步形成。民間窮苦，百姓流離失所，賣兒賣女，大量死亡。朝廷窮苦，就想辦法從民間掠取錢財。然而，戰(zhàn)爭使朝廷財稅枯竭。稅既枯竭，朝廷從民間掠取物資的辦法，就只有鑄行大錢了。

　　圖為號稱“天下第二行書”的顏魯公的《祭侄文稿》，其中描述了顏氏一門在平叛戰(zhàn)爭中的悲慘遭遇

　　第五琦請鑄虛幣大錢

　　唐肅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正值朝廷組織軍隊圍剿叛軍時，擔任鑄錢使的第五琦奏請朝廷鑄行“乾元重寶”大錢。“乾元重寶”錢是典型的虛幣大錢，法定直徑一寸，每千枚法重十斤，一枚“乾元重寶”錢法定兌換十枚流通中的“開元通寶”錢。“開元通寶”錢法定直徑八分，每千枚法重六斤四兩。在直徑和重量兩方面，“乾元重寶”錢比“開元通寶”錢都要大一些。但是，一枚“乾元重寶”錢法定兌換十枚“開元通寶”錢，按含銅量計算，朝廷用十斤銅就可以從民間兌換六十四斤銅。所以，反復兌換更鑄，鑄行“乾元重寶”錢就成為朝廷發(fā)財?shù)慕輳剑�成為朝廷為了支持�?zhàn)爭而從民間掠取錢財?shù)挠行Т胧��?

　　戰(zhàn)爭需要錢財，從民間掠財，需要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唐肅宗頒詔批準了第五琦的建議，他不僅命令鑄行“乾元重寶”大錢，以一當十，并且詳細闡述了鑄行“乾元重寶”大錢的理由：一是改革幣制有先例可循，只要有利于朝廷，也有利于百姓，就可以做；二是國家有難，朝廷缺錢，需要大家出力。漢武帝時也有過類似的措施；三是朝廷改鑄新錢，但不廢舊錢，大家日子照常過，這也是效法古人。

　　于是，貨幣改制順利進行，“乾元重寶”錢與“開元通寶”錢二品并行流通。朝廷以少換多，收斂了大量的錢財。

　　虛幣大錢政策運用過度

　　鑄行“乾元重寶”錢，朝廷斂財?shù)哪康倪_到，得償所愿。朝廷所得的價值，被用來有效地支持了“保衛(wèi)國家”的戰(zhàn)爭。出主意的第五琦不久之后便被升任宰相。

　　鑄行虛幣大錢的辦法真好使，好得出乎意料。第二年，第五琦乘勝擴大戰(zhàn)果，下令鑄行法定兌換五十枚“開元通寶”錢的虛幣大錢，仍然銘文“乾元重寶”，只是加大了重量，加厚了外郭。這種虛幣大錢，法定直徑一寸二分，每千錢重量十二斤，由于外郭厚重，所以被人們稱之為“重棱錢”或“重輪錢”。

　　于是，“重輪錢”、“乾元重寶”錢及“開元通寶”錢三品并行流通。朝廷僅用十二斤銅鑄造一千枚“重輪錢”，就可以從民間兌換含銅總量高達三百二十斤的五萬枚“開元通寶”錢，朝廷從中獲利數(shù)十倍。因此，朝廷只要不斷地銷毀舊錢更鑄“重輪錢”，很快就可以將民間資財大部分劃為己有。同時，市場上虛幣大錢泛濫，引起嚴重的通貨膨脹，每斗米的價格居然漲到七千錢。百姓平生積蓄的“開元通寶”錢，瞬間縮水，幾乎化為烏有。市場上的糧食物資，被官兵用大錢洗劫一空。許多百姓餓死，尸體布滿道路。為了活下去，百姓們不得不開始盜鑄大錢。

　　這種情形與漢武帝鑄行白金三品及王莽鑄行大泉五十時的情形相似。但是，漢武帝和王莽都是帝王，權(quán)威無上，錯了也無人敢來問責，第五琦卻只是宰相，難辭其咎。第五琦搞亂了幣制，不久就丟掉了宰相的職務，被貶到忠州去做長史。然而，第五琦沒有能夠走到忠州，半路上被截住改判發(fā)配，流放到夷州去了。不可否認的是，第五琦確實是個理財高手，善會收斂民財，“乾元重寶”切實解決了朝廷缺錢的困境，使朝廷最終贏得了平叛戰(zhàn)爭的勝利。唐肅宗晚期，第五琦又被重新起用，后來做過朗州刺史、御史大夫、京兆尹、判度支、鑄錢使、鹽鐵使、轉(zhuǎn)運使、常平使、戶部侍郎、太子賓客、東都留守等許許多多官職，死后還追贈了太子少保。

　　虛錢概念的產(chǎn)生

　　唐肅宗將第五琦趕出朝廷，并不意味著朝廷不缺錢了。相反，唐肅宗立刻要求百官研究錢幣改制的問題。經(jīng)過討論，百官認為新錢不宜銷毀更鑄，但可以改變兌換率。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朝廷下令改變“重輪錢”、“乾元重寶”錢及“開元通寶”錢之間的法定兌換率，一枚“重輪錢”法定兌換三十枚“開元通寶”錢；一枚“乾元重寶”錢法定兌換十枚“開元通寶”錢；一枚“開元通寶”舊錢法定也兌換十枚“開元通寶”錢。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安排，它實現(xiàn)了名目貨幣與金屬貨幣在概念上的分離，一枚金屬貨幣的名目價值被法定為十枚它本身的價值。從此，中國古代錢幣出現(xiàn)了“虛錢”與“實錢”概念的區(qū)別。

　　上元元年，減重輪錢以一當三十，開元舊錢與乾元十當錢，皆以一當十，碾磑鬻受，得為實錢，虛錢交易皆用十當錢，由是錢有虛實之名。

　　在商品買賣計價時，需要用名目貨幣即虛錢來計價，實際交割時，還要用金屬貨幣即實錢本身來交割。此時出現(xiàn)的虛錢，不同于過去朝代的虛幣大錢。過去朝代的虛幣大錢，是朝廷鑄行比流通中舊錢略大略重的錢，法定其與流通中舊錢的兌換比率，以一當多地兌換流通中的舊錢，從而實現(xiàn)掠取民財?shù)哪康摹６�此時出現(xiàn)的虛錢，則是朝廷直接對流通中的舊錢宣布法定價值，以一當多地代表舊錢本身行使虛幣大錢職能。這種奇怪的貨幣制度，是在唐肅宗時宰相第五琦連續(xù)鑄行虛幣大錢之后產(chǎn)生的，其目的也是掠取民財，支持戰(zhàn)爭。

　　但是，這種貨幣制度安排很不容易被大家理解，唐肅宗不得不頒布詔書予以說明。在詔書中，唐肅宗講了一番大道理之后說，目前的錢幣流通確實出現(xiàn)了比較嚴重的問題，物價上漲，人心不安。為了化解矛盾，我們可以采用折中的辦法。那個當五十的錢，當?shù)锰�多啦！我們給它減一減，當三十好啦！新錢還是當十好啦，舊錢也當十好啦，大家都當十，應該沒有什么矛盾了吧？但是，這辦法是不是好使，咱們心里也沒有底，先在京城和京城附近的地區(qū)試行一下，各州地方等著朝廷的指示吧。

　　唐肅宗在京城和京城附近地區(qū)搞的實驗，不久就有了下文。在實驗開始后的第二個月，朝廷就宣布將“重輪錢”的價格從每枚五十枚虛錢降低到每枚三十枚虛錢，并且通告全國執(zhí)行。寶慶元年（公元762年），唐玄宗和唐肅宗先后去世，朝廷對錢幣流通又進行了全面的改制：“乾元重寶”錢從一枚法定兌換十枚虛錢改為法定兌換兩枚“開元通寶”實錢；“重輪錢”則被分為大小兩種，分別可以兌換兩枚和三枚“開元通寶”實錢。不久，朝廷又將所有錢幣的價格統(tǒng)一起來，全部以一兌一地進入流通，虛錢的概念終于被停止使用。

　　本文部分內(nèi)容參考：

　　《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四》，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387頁。

　　（石俊志，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北京法學會民商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兼職教授、碩士生導師，華南理工大學貨幣法制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史學博士、法學博士、經(jīng)濟學博士、精算統(tǒng)計專業(yè)博士，研究領(lǐng)域橫跨金融、法律、歷史。對中國貨幣法制史有深入研究和獨立觀點，著有《中國貨幣法制史話》、《半兩錢制度研究》、《五銖錢制度研究》、《中國貨幣法制史概論》等；在國際金融、金融資產(chǎn)運作、債權(quán)保護等方面亦深有造詣，著有《國際保理》、《現(xiàn)代精算數(shù)學原理》、《金融危機生成機理與防范》、《商業(yè)性債權(quán)轉(zhuǎn)股權(quán)法律研究》等。）

　　本文刊載于《當代金融家》雜志201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