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 張艷花

　　——訪人民銀行原副行長、黨組書記周正慶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正值我國從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軌時期。在這一時期，我國經歷了嚴重的通貨膨脹，與其相伴隨的，是企業之間較為普遍存在的相互拖欠債務，以及亂集資、亂拆借、亂提高利率等經濟、金融亂象。這是一段各種矛盾不斷激化的時期，也是一段經歷著痛苦調整的時期。剛剛蹣跚起步的中國金融體系，在二十多年前經歷了怎樣的挫折和調整？剛剛確立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的中國人民銀行，在當時治理經濟亂象、整頓金融秩序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值人民銀行成立65周年之際，本刊專訪了這段歷史的親歷者和重要決策人之一，時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黨組書記的周正慶。

　　記者：1990年4月，針對當時日益嚴重的企業“三角債”，國務院決定開始在全國范圍內進行清理，成立了以國務委員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鄒家華為組長、您為副組長的國務院清理“三角債”領導小組。您是否還記得，當時“三角債”發展到了什么狀況？

　　周正慶：當時“三角債”的狀況可以說十分混亂。我到一些地方去調研發現，企業之間的相互拖欠非常普遍，信譽幾乎已經不存在了。比如，鋼鐵廠欠生產礦石企業的錢，生產礦石企業又欠電廠的錢，你不給我，我也不給你，他還了我，我才還你。企業之間的相互拖欠，使整個社會資金的運轉發生扭曲，拖得整個國家的金融陷入混亂狀態，也使國家信用受到嚴重干擾。這種現象在當時帶有普遍性，也帶來非常壞的影響，因此，國家決定必須下決心清理“三角債”。

　　如何來估算 “三角債” 的規模呢？對于“三角債”，我們首先明確了兩點認識。第一，要把企業間的正常債權債務關系、正常的商業信用和不正常拖欠區別開，否則就找不到恰當的、準確的治理目標。也就是說，超過正常結算時間和超過商業信用的約定支付時間而不能償還的債務，才是我們需要清理的企業之間的“三角債”。第二，企業債權債務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不宜相加。企業債權反映了企業資金被占用的情況，因此以企業債權來分析“三角債”的問題是比較合理的。

　　明確了這兩點基本認識后，根據有關方面測算，1989年全國工業企業不正常的拖欠大體在四五百億元左右， 至1990年初猛增至1000多億元，1990年底突破了2000億元大關，1991年上半年達到3000億元以上，而1990年國內生產總值為18667.82億元，兩個數據一對比，就可以發現那時候“三角債”的問題已經相當嚴重了。

　　記者：當時，從您調研的情況看，您認為是什么原因導致了“三角債”的形成？

　　周正慶：1991年6月1日，李鵬總理主持國務院總理辦公會議，研究組織清理“三角債”問題，并決定在東北地區進行試點。朱镕基副總理帶領我們幾位負責同志到東北調研后，分析查找出了“三角債”的源頭，主要有三個：固定資產投資缺口、產成品積壓和企業虧損。

　　第一個是基本建設、技術改造項目投資缺口嚴重，造成對生產企業、施工企業貨款大量的拖欠。從當時我們從東北三省的摸底情況看，在應付及預付貨款中，屬于基建、技改項目的占25%左右，雖然直接與基建、技改項目有關的拖欠比例并不大，但這是債務鏈條中的最后一環，由此形成的債務鏈是一環扣一環的，而且最終債務額也是疊加的。正是基于這一認識，我們后來對“三角債”的清理，首先從清理固定資產投資缺口入手。

　　第二個是虧損大大削弱企業支付能力，形成大量的貨款拖欠。根據財政部門的統計，1990年末糧食、外貿、商業、物資等系統以及預算內國營工業生產企業未彌補的政策性虧損和經營性虧損約500億元。另外根據工商銀行典型調查統計測算，當時潛在性虧損比賬目虧損還要大得多。

　　第三個是產成品不適銷對路或根本沒有銷路，形成積壓。據國家統計局測算，到1991年6月末，全國縣以上的工業企業的產成品已經超過正常庫存800億元左右。由于產成品實現不了最終消費，商品不能轉化為貨幣，這些企業只有依靠拖欠過日子。我們當時認為，企業產成品庫存過大，實質上是產業結構失調和產品結構不合理的反映，因此，我們也認識到，清理“三角債”，就是要以此推動企業調整產品結構，改變長期以來只講速度、產值，不講質量、效益，不注意擴大國內國際市場銷售的觀念。

　　此外，當時商品交易秩序紊亂、結算紀律松弛、信用觀點淡薄，也在拖欠問題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簡言之，“三角債”就是有些部門、有些地方，沒有那么多的錢卻要搞那么大規模的建設、沒有那么大的市場卻要追求那么高的產值。這一現象深層次的原因是，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特別是實施財政“分灶吃飯”“企業承包”后，地方政府參與、指導企業和推動、組織地方經濟發展的動力增強了，而代表政府進行宏觀管理的動力削弱了。因此，通過“三角債”的清理，我們也更加認識到加強地方政府和企業行為約束的重要性。

　　就其實質而言，“三角債”是當時社會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經濟發展失衡、產業結構不合理、一些比例關系失調的一種反映。應該說，這個問題前幾年就已經存在，不過在經濟過熱、銀根較松的時候，矛盾被掩蓋了，表現不突出，經過1989年以后一年多的治理整頓，一些潛在的矛盾逐步暴露出來了。

　　記者：1990年人民銀行專門安排520億元銀行信貸資金來清理企業“三角債”。請您談談這520億元銀行信貸資金是如何使用的？

　　周正慶：清理“三角債”，首先要疏通資金渠道，但是當時企業都沒錢，如果銀行給企業貸了款，我們擔心企業又拿銀行的錢去搞生產了。怎么解決這兩個問題呢，經過反復討論，清理“三角債”領導小組最后決定，成立銀行清理“三角債”專項基金，凡是向銀行貸款清理“三角債”的企業，都得在銀行建立專戶，專款專用。所以最后，由國務院清理“三角債”領導小組統一組織、統一領導，每個省由一位副省長負責，先把互相欠債的情況理清楚，誰欠誰的大家統一算賬，大賬算清楚后，報給領導小組，領導小組批準后，報給銀行貸款，銀行貸款專款專用。我們以基本建設企業為重點和切入點，銀行把錢先貸給基本建設企業，它負責把錢通過專戶還給其他相關企業，基本建設企業該還的錢還了，那些生產企業也收到錢了，互相拖欠的鏈條就卡斷了。

　　從1990年到1992年清理基本完成，兩年來國家共注入520億元銀行信貸資金，再加上地方和企業自籌的35億元，共清理拖欠2190億元，取得了注入1元資金清理4元拖欠的效果。清理“三角債”后，企業資金緊張的狀況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并逐步恢復和建立了正常的商品交易和信用結算秩序。

　　記者：二十多年過去了，我國企業與企業、企業與銀行之間的信用關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現在回望，您如何評價1990年到1992年清理“三角債”的這段歷史？

　　周正慶：我認為，對于現在企業與企業、企業與銀行之間的健康的信用文化的形成，當時對“三角債”的清理發揮了基礎性的作用。

　　“三角債”清理了之后，企業之間不能再相互拖欠了，企業之間相互拖欠的，銀行不給貸款；同時，企業從銀行貸款時，銀行要對所有的貸款企業進行貸款審查：企業產品是否能夠賣得出去，產品庫存有沒有積壓，產品銷路好、庫存沒有積壓的企業銀行才給貸款，所以，這就要求企業要獨立自主，經營要講究效益。同時，企業向銀行的貸款到期必須償還，否則舊的不還，新的不貸。

　　應該說，通過“三角債”的清理，企業和銀行才真正建立起法制觀念和信用觀念，這是很重要的變化，這也成為中國從商品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極其重要的準備。

　　記者：清理“三角債”后，我國金融領域內亂集資、亂拆借、亂提高利率的現象愈演愈烈，并進一步助推了宏觀經濟失衡和通貨膨脹加劇。1993年6月，國務院下發《關于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意見》，提出要堅決糾正“三亂”，在一個月后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人民銀行行長朱镕基又對銀行提出了“約法三章”，治理“三亂”、整頓金融秩序，成為當時金融領域內的一項重要任務。您認為“三亂”出現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周正慶：1992年下半年出現的“三亂”，與當時金融市場缺乏正確的引導和管理有關，也與當時特定的經濟發展背景有關。

　　當時，我國經濟發展正在由傳統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在這個過渡轉化時期，常常不是計劃與市場兩種手段的優點結合，而是把兩者的缺點結合在一起，使某些無政府狀態和“吃大鍋飯”機制同時存在，使經濟發展出現了某種扭曲。1992年下半年出現在經濟和金融領域的“三亂”問題在某些程度上就是反映了在市場經濟過渡時期的這種特殊現象。

　　當時，一些同志把古典的、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作為模仿對象，誤認為市場經濟就是自由放任，單純依靠“無形的手”去指導經濟，可以不要宏觀調控，不要總量調控，不用計劃制約和政策指導。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搞開發區、上投資項目，只要主觀需要即可，不經可行性研究，不經批準就可以自己安排，沒有資金自己籌，甚至挪用流動資金、挪用中央銀行基礎貨幣、擠占農副產品收購資金去搞基本建設。有的金融部門甚至置金融政策和產業政策于不顧，擅自拆借信貸資金用于炒房地產、炒股票、自辦各類公司，從而助長了泡沫經濟的產生。有的地區和部門還出現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種種行為。由于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一時間亂集資、亂拆借等到處流行，并且手法多樣，不到一年體外循環資金達2000億元，占全年信貸規模的50%以上，并進一步導致經濟出現了增長過熱、宏觀經濟失衡和通貨膨脹加劇。

　　記者：您是否可以回憶，人民銀行當時采取了哪些措施來治理“三亂”？

　　周正慶：國務院下發《關于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意見》和朱镕基同志提出對銀行的“約法三章”后，人民銀行總行多次組織召開會議，研究部署清理“三亂”的具體政策措施。

　　在清理違章拆借方面，人民銀行先后下發了《關于進一步整頓和規范同業資金拆借秩序的通知》《關于堅持做好清收違章拆借資金工作的通知》和《關于繼續糾正清收違章拆借的幾項政策規定》等，在停止各種新的違章拆借的同時，要求各金融機構對過去的違章拆借區別不同情況進行清理，并出臺了比較詳細的規定，重點是收回投向炒買炒賣房地產和股票的拆借，調整和撤并了重復的資金拆借機構，并加強對拆借資金流向的管理。根據統計，到1993年10月底，收回的違章拆借資金約有810億元人民幣。

　　針對各種擅自和變相提高或降低利率的行為，人民銀行要求各金融機構對存貸款利率進行一次認真清理，并下發《關于不準擅自提高和變相提高存、貸款利率的十項規定》，根據這一個規定，各金融機構必須嚴格執行法定的存貸款利率，以法定利率為基礎確定的浮動利率要報人民銀行總行批準，還規定不準采取發實物、發手續費、搞貼水等不正當手段吸收儲蓄存款。1993年7月，人民銀行報經國務院批準兩次調高存貸款利率，這兩次存貸款利率的調整，基本制止了儲蓄大戰、利率大戰，扭轉了銀行儲蓄存款下降的趨勢。

　　1993年9月，國務院發布《關于清理有償集資活動堅決制止亂集資問題的通知》，明確提出各地區、各部門和各單位舉辦的向出資人還本付息或支付股息、紅利的有償集資活動一律暫停。

　　此外，1994年人民銀行落實“約法三章”，還嚴肅查處了亂設金融機構、非金融機構開辦金融業務的行為，對分行越權及地方違規批設的信托投資公司、證券公司、財務租賃公司、融資公司、信用卡公司、保險機構以及科技試驗銀行等進行了清理，那年撤銷或停業整頓的金融機構達608家，并制定下發了《金融機構管理規定》《關于向金融機構投資入股的暫行規定》，將金融機構的審批和監管納入規范化管理的軌道。

　　這樣，由于措施有力，行動堅決，“三亂”現象得到制止，一度混亂的金融秩序開始好轉。但是“三亂”制止了以后，一個新的問題是，一些企業正常發展的資金渠道突然斷了怎么辦？當時江澤民同志在大連召開座談會，要求我們邪路要堅決堵住，正路要及時地開通，也就是在堅決制止和糾正“三亂”的同時，要確保信貸資金和規模及時、足額到位，支持經濟發展重點需要。為此，人民銀行專門成立了一個資金調度小組，不失時機地增加貸款投放，調整貸款結構，努力做到三個保證，即農業生產、農副產品收購資金要保證，國營大中型企業和外貿出口企業的合理資金需求要保證，國家重點建設的資金需求要保證。

　　記者：清理“三角債”，治理“三亂”，盡管這是一段經歷痛苦調整的時期，但是，作為這段歷史的親歷者和重要決策人之一，您認為我們可以從這段歷史中學到什么？

　　周正慶：1992年下半年和1993年上半年出現的“三亂”，一定程度上與金融市場缺乏正確的引導和管理有關。在整頓金融秩序的過程中，我們也深切體會到，金融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要切實加強對金融市場的管理，建立一個有序競爭、規范運作的金融市場，各金融機構要依靠公平競爭、依法經營獲得正常利潤，而不能靠鉆空子、違章開展業務來牟取利潤。

　　自1978年改革開放后，十幾年來經濟、金融發展中出現的種種問題，都涉及舊體制和運行機制存在的弊端，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必須堅定不移地走改革之路，真正打破“吃大鍋飯”的管理體制，真正建立起自我約束機制和風險責任機制。

　　過去治理經濟亂象、整頓金融秩序的經驗告訴我們，改革應該堅持立法先行、先立后破，也就是在推進每一項改革措施出臺的時候，就要制定一整套相關的法律法規和制度、辦法。原先的改革多是單項推進，先干起來再說，先破后立；未來的改革，應當要先立后破，先制定一系列金融法規，把一些改革內容用法規形式予以確定。也就是說，要通過改革，為我國金融制度確立一套適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律框架，使以后的金融監管、金融交易行為都納入法制的軌道。也正是基于這些過去的經驗和教訓，我們此后加快了金融立法進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票據法》《保險法》《證券法》等陸續于1995年及其后頒布，逐步健全完善了金融市場法律制度體系，從而為整頓貨幣市場、清理違規違法行為提供了依據，進一步激發了市場活力，夯實了金融市場改革發展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