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長　徐洪才

　　金融改革要樹立系統性思維，把金融改革的目標、實現目標的路徑，以及影響目標實現的各種因素作為一個“系統”來研究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必須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金融改革也一樣，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要避免陷入“碎片化”。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樹立系統性思維，把金融改革的目標、實現目標的路徑，以及影響目標實現的各種因素作為一個“系統”來研究，充分體現“系統”的整體性、結構性、開放性和動態性的特點。

　　金融改革系統性思維是一種整體性思維

　　對金融改革作整體研究，必須全面綜合考察金融系統的成分、層次、結構、功能和內外聯系的立體網絡。在整體性思維指導下具體分析，通過逐級逐次綜合，達到總體綜合。完整的金融系統包括三個部分，即政府層面的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市場層面的金融市場及其運行機制，以及微觀層面的金融機構及其業務。在三個層面上如果存在任何一方面的功能缺失，都會對其他方面產生影響。系統性思維的整體性，要求金融改革必須有利于促進金融體系整體功能優化，在此基礎上提出金融改革總體目標，以及滿足實現目標的條件，再提出能夠創造這些條件的各種可選擇方案，最后通過比較各方案優劣，擇優而實現之。

　　例如，我國貨幣政策及其工具選擇，不能僅僅抽象地認為要從“直接調控方式”向“間接調控方式”轉變，從“數量型工具”向“價格型工具”轉變。從金融系統整體性出發，需要考慮在中觀層面上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在微觀層面上提高國有金融機構的經營效率等問題。如果缺乏這兩個方面的配套，只是孤軍深入地推進宏觀層面改革，效果難免會大打折扣。再比如，不久前我國恢復推出國債期貨交易，旨在打造貨幣市場利率的“風向標”，但由于利率市場化改革存在諸多不配套，特別是交易所債券市場與銀行間債券市場相互分割，加之國債期貨交易設計也有某些“技術性不足”，影響了投資者的套利交易，致使國債期貨市場表現一直清淡。我國金融改革總體目標是“市場化”，在總體目標統領下，需要具體深入考慮金融系統各部分功能和各市場主體行為方式的重新構造。在利率市場化過程中，金融機構同業競爭將加劇，市場風險也將上升，這對金融機構的“風險定價”能力是一個考驗，這就要求加快國有金融機構內部經營機制的改革，完善內控機制和激勵機制，同時還要提高員工專業素質和職業操守。

　　金融改革系統性思維是一種結構性思維

　　金融改革旨在優化金融系統的整體功能，在維護金融系統基本穩定前提下提高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若要實現此目的，就必須調整金融系統結構。我國金融服務于實體經濟存在的最大結構性問題，就是服務于小微企業的小微金融機構數量太少，金融體系的組織結構與實體經濟的組織結構存在明顯的不匹配。另一個結構性問題，就是直接融資比例偏低，金融風險過多集中于銀行體系。在一些金融交易機制設計方面，也存在結構性缺陷。例如，近期里中央銀行正式運行貸款基礎利率（LPR）的集中報價和發布機制。首批報價行共9家，在每個工作日商業銀行報出本行貸款基礎利率的基礎上，剔除最高、最低各1家報價之后，將剩余報價作為有效報價，通過加權計算得出貸款基礎利率。毫無疑問，這是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重大舉措。但是，考慮到報價行中的大型國有銀行“塊頭”太大了，9家報價行結構就不盡合理，按照貸款權重計算的貸款基礎利率，顯然不能代表通過充分競爭形成的價格，影響了貸款基礎利率的權威性。在現有條件下利率市場化改革很難大步邁進，原因就是我國金融體系的大型國有銀行處于壟斷地位，信貸市場是一個典型賣方市場，作為資金使用者的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在討價還價方面明顯處于弱勢地位，全面放開貸款利率管制很可能會抬高企業融資成本。

　　按照事物內在邏輯關系，利率市場化必須以擴大民營資本“市場準入”為前提，即需要發展由民間資本發起設立的小微金融機構。近年來，“民間資本發起設立小微金融機構”呼聲不絕于耳，但是監管部門一直很謹慎，原因就在于這一改革尚不具有“可操作性”，還缺乏配套的中央和地方適當分權的“分層監管體制”、存款保險制度、金融機構破產制度，以及貸款擔保制度，等等。若不建立分層監管體制，便不能發揮地方政府積極性和落實相應責任，也就不能消除銀行監管等部門的后顧之憂。若不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和金融機構破產制度，就不能解決可能出現的小微金融機構市場退出問題。若不建立由銀行、政府和企業合理分擔風險的貸款擔保制度，就不能實現逆周期的宏觀審慎監管，以及避免陷入“合成謬誤”，即當經濟周期處于下行通道，所有金融機構為了規避風險而減少貸款，個體金融機構風險減小了，這似乎是正確選擇，但系統性風險反而增加了。正是基于此,《決定》在專門論及金融改革時強調,“允許具備條件的民間資本依法發起設立中小型銀行等金融機構”“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監管職責和風險處置責任”“建立存款保險制度”，以及“完善金融機構市場化退出機制”。

　　金融改革系統性思維是一種開放性思維

　　開放性思維要求我們關注金融系統內部因素和外部環境的有機耦合，時間和空間的辯證統一，又要把握金融系統的立體層次、立體結構和總體功能。在金融改革中需要處理好三個方面關系：一是金融系統與實體經濟的關系，二是金融改革與其他經濟體制改革的關系，三是金融改革與金融開放的關系。就第一方面來講，我們要汲取美國經濟過度“虛擬化”的深刻教訓，堅持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原則，但也不能因噎廢食，全盤否定資產證券化等金融創新。就第二方面來講，金融改革需要與其他經濟體制改革密切配合，相互促進，產生協同效應。比如，如果不深化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和治理機制改革，就無法徹底改變國有企業固有的預算軟約束機制，也就無法提高國有企業對銀行利率的敏感性，因而會削弱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效果。就第三方面來講，服務貿易特別是金融服務一直是我國經濟的“短板”，目前迫切需要研究在新一輪經濟全球化浪潮下我國金融改革和對外開放問題。

　　最近一個時期，發達國家主導并在加快推進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議（TTIP）和多邊服務業協議（PSA）的談判，意欲制定新的國際游戲規則，這對我國形成了巨大挑戰。經驗表明，開放可以“倒逼”改革。因此，大家希望上海自貿區能夠創造出“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特別是在利率市場化、匯率自由化、資本項目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方面“先行先試”，然后向全國推廣，加快擴大改革開放的成果。但是，上海自貿區制度創新概括起來，即“一線放開，二線管住，區內自由”。“一線放開，區內自由”是比較容易做到的，“二線管住”恐怕就不是那么容易。防止在“境內”與“關外”之間從事各種非法走私和制度套利活動，特別是防止外部金融風險向境內滲透和傳播，這對金融監管提出了新挑戰。

　　金融改革系統性思維是一種動態性思維

　　系統內部諸要素之間聯系及系統與外部環境之間的聯系都不是靜態的，金融改革也要隨著外部條件變化而調整。例如，人民幣國際化是指人民幣獲得國際市場廣泛認可和接受，發揮計價單位、交換媒介和價值儲藏的功能，即成為“國際結算貨幣、投資貨幣和儲備貨幣”。因此，傳統觀點認為，人民幣國際化應該沿著“結算貨幣→投資貨幣→儲備貨幣”的路徑依次演進。但是，當我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的時候，培育人民幣的國際結算、投資和儲備職能恐怕就不能固守這一教條。眼下，歐美國家都在進行深刻的經濟結構調整，美元地位下降是長期趨勢，國際貨幣多元化勢不可擋，經濟全球化發展日新月異，時不我待。在新的形勢下，人民幣“三大職能”必須整體加速推進。同時，人民幣國際化路徑也不必固守“先周邊化，后區域化；先亞洲化，后全球化”的套路，而是盡可能地向世界各地整體推進；也就是說，我國商品和對外投資流向哪里，中資金融機構就設在哪里，金融業務就覆蓋到哪里，人民幣也就流向哪里。

　　目前，銀行存款利率市場化成了難啃的“骨頭”。如前所述，似乎應該先放開對民間資本市場準入，才能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但現在情況變了，銀行貸款利率市場化已經率先推出，而改革是不能倒退的，這就需要動態調整相關計劃，及時把沒做的工作“找補”回來，以避免形勢朝著預期相反方向發展。金融機構充分競爭格局在短期內是不可能形成的，而且即便有了一大批中小金融機構，由于信息不對稱，普通儲戶是很難在不同金融機構之間作出理性選擇的。一個大概率事件，就是一些中小金融機構采取“高息攬儲”策略，這將導致我國銀行體系系統性金融風險上升。因此，要加快建立配套的存款保險制度、金融機構破產制度和貸款擔保制度。但是，這還不夠。一個現實選擇就是大力發展“儲蓄替代性”金融產品，比如大額可轉讓存單（CDs），促進銀行存款業務競爭。現在資產證券化呼聲很高，但是融資證券化也非常重要。只有在銀行資產負債表兩邊同時“做文章”，才能根本解決銀行期限結構“錯配”問題，也才能有效推進銀行存款利率的市場化。■

　　（責任編輯　趙雪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