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 久
拉斯特維德所著暢銷書《逃不開的經濟周期》云:經濟波動無法消除,因為它如同心跳,是經濟肌體的一部分。由此,宏觀調控同樣逃不開,因為心跳雖然決計不能消除,但防止出現心臟問題卻是必需的。
宏觀調控爭論至今,是否需要調控已鮮有爭議,如何調控卻莫衷一是。筆者傾向于貨幣視角,即金融宏觀調控。曾任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所長的哈勃勒在其關于經濟周期的集大成之作《繁榮與蕭條》中指出,貨幣經濟自然非調貨幣不可。實際因素固然重要,但只是沖擊因素,相對于沖擊而言,傳播機制非貨幣參與不可。
同樣是調控貨幣,凱恩斯《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雖然最終指向貨幣,卻通過貨幣供求決定利率,利率決定投資,投資決定產量與就業的鏈條,將貨幣調控簡化為利率機制;并認為當利率陷入流動性陷阱,非通過其他途徑啟動投資不可(即財政政策)。但是當凱恩斯走向“凱恩斯主義”,凱恩斯最初的分析邏輯就被簡化了。其實,更加符合凱恩斯原意的邏輯是:從貨幣流動性出發,研究哪些因素決定了與投資配套的融資,進而通過調控流動性來滿足投資需求,從而啟動經濟。
在思想史上,大師的思想通常能以簡明語言讓公眾明白,但總會隨著時間推移被簡單化。遵循凱恩斯干預經濟方式造成通貨膨脹,恰恰是由于其后來者違背了凱恩斯理論的實質。在這個意義上,批評凱恩斯的弗里德曼貨幣主義不是對凱恩斯邏輯的否定,而是發展。弗里德曼的思想同樣被日益簡化為“通貨膨脹=貨幣超發”。弗里德曼假定貨幣需求函數穩定,所以他理解的貨幣流與經濟波動的關系轉化成了貨幣存量與名義收入的關系。而這種關系是穩定的,是故他得出貨幣數量結論。然而,當下經濟運行對貨幣的需求越來越不穩定。所以人們經常看到一方面貨幣存量與流量大增,另一方面物價并不上漲,只是資產價格膨脹。
在市場調控崇拜下,以及由于對弗里德曼僅注重通貨膨脹的不滿,主流經濟學家發展了一個新的規則即泰勒規則,試圖以利率間接影響貨幣流,取得令人滿意的經濟表現。但實踐表明,這是一種理想化的誤解。防止流動性失范運行,無法靠利率“一招制敵”,如同市場經濟運行不能全盤交付給價格機制一樣。除學術探討外,實際決策層很少有這樣的理想主義做法,他們關注的變量很多。
市場機制包括利率機制是迄今為止人們發現的各種配置資源方式中弊端相對最小的一種。如同其他市場存在失靈一樣,信貸配給、資產價格膨脹等情況的存在說明:雖然利率牽一發而動全身,卻也有很多失靈之處。利率機制的本質是貨幣流或利益分配的工具,一是在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兩大池子間分配;二是在實體經濟內部分配,如現在擴大投資還是縮減生產,照顧大企業還是小企業等等。當利率機制無法做到有效分配即失靈的時候,則需要其他的有效分配方式(如信貸政策、宏觀審慎監管政策等)參與調控。
一句話,無論哪種宏觀調控方式,無論是市場化機制也好,還是必須有的其他機制也好,若要奏效,根本在于引導好貨幣流動性。次貸危機于宏觀調控而言,一個重要的變化也正是引入了流動性概念。
可以把流動性看作寬泛意義上的貨幣,包括金融體系向社會提供的所有貨幣流動性,以及金融市場上資產流動性帶來的融資流動性與市場流動性。既重視存量分析,更重視流量分析。流量指出了流動性如水的特點,存量只不過是水流入海。流動性之水用好了滋潤經濟,用不好危害叢生。近年來,全球包括我國流動性“水患”時有發生。以我國為例:過去,或自外界流入(外儲),或因體系內生(貸款),流量極大。如今雖流量趨緩,但巨額貨幣存量常讓一些人擔憂。從根子上講,存量巨大,流量不穩,源于我國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短期宏觀調控的空間與效力也因此受限。但在體制變化之前并非無可作為。簡而言之,應以西藥應急——對存量建好“蓄水池”,防范風險,對流量鋪好“導流管”,防止失衡,必要時需權衡利弊,防止經濟滑出目標區間。更應以中藥固本培元——加快改革,最終實現預算民主化、稅權法定化,以國富濟民富,發揮民間活力和自動穩定器作用,以及推進金融證券化,融資多元化,構建更大池子。
無論總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其要害在于信用擴張型貨幣化,而非一些不涉及信用擴張的證券化。因此,流量關注重點是關系到信用擴張的部分,此部分對調控意義更大,特別是,針對信用無序擴張關鍵部位的針對性“用藥”更關鍵!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銀行沈陽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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