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鐘   偉  《中國外匯》副主編

　　嘉   賓：

　　巴曙松[微博]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

　　高輝清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發展戰略處處長

　　2013年“兩會”之后，國際社會對中國經濟改革的關注和思考日益增加，并圍繞改革路線進行了設想。其中比較典型的是英國《經濟學人》推出的“克強指數”和巴克萊銀行推出的“克強經濟學”。有趣的是，圍繞“克強經濟學”的討論，甚至爭議也就此展開。關注“克強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關注著未來中國經濟改革的道路和命運。

　　鐘偉：感謝兩位參與本期的“圓桌”討論。在“兩會”之后，英國《經濟學人》推出了“克強指數”(Li keqiang index)，據說李克強總理在遼寧任職期間，喜歡通過工業用電量新增、鐵路貨運量新增和銀行中長期貸款新增這三大指標來分析宏觀經濟運行的趨勢。中國經濟景氣檢測中心也有景氣指數來預示經濟增長趨勢。兩位認為，“克強指數”對經濟運行的預測效果如何？和景氣中心的景氣指數有什么異同？在中國經濟逐步轉型的今天，“克強指數”的預測作用可能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巴曙松：英國《經濟學人》推出的“克強指數”包含“工業用電量、鐵路貨運量和中長期貸款”三大分項，這份雜志自行確定的權重分別為40%、25%和35%。這三個構成指標含義較清晰：工業用電量從工業生產和能源消耗角度反映了經濟的活躍度，鐵路貨運量從物流角度反應了經濟運行態勢，中長期貸款從金融層面反映了投資需求和市場信心。從這三個指數的過往表現來看，與經濟運行的同步性較高，對GDP等數據是一個有益的補充和參照。這主要是由于在過去三十年間，中國經濟可以大致理解為以銀行信貸為主要融資渠道，依靠投資拉動的高速工業化過程。

　　但是從未來中長期角度來看，“克強指數”對經濟的研判，需要根據經濟結構的變化對其構成和比重進行調整，才可以保持其較好的解釋能力。首先，前述的“克強指數”中的比重依然是一個以經濟“數量”為考量標準的指標，而未來經濟運行的“質量”將會是更為重要的內容。比如在2009年上海就已經率先提出了“單位土地產出”、“單位生產總值能耗”等淡化增長速度的經濟發展指標，因此需要對其比重和構成進行相應的調整。

　　其次，未來經濟增長的動力逐漸由投資轉向消費，工業發展超前，服務業發展滯后的狀況也將逐漸平衡改善，第三產業所占比重將較快提升。這意味著，從投資需求和工業產出出發的發電量和鐵路貨運量這兩大指標將難以全面展現總體經濟運轉形勢；而居民收入、消費者信心等反應消費需求的指標對經濟的先導性將逐漸增強。此外，美國某些研究機構將電信企業的業務量(可視作第三產業的物流量)用于判斷總體經濟的運行態勢，作為類似地反映第三產業興衰的指標，也值得作為編制中國未來經濟景氣指標的參考。

　　再者，在金融領域，在直接融資占比不斷上升的情況下，僅僅觀測銀行信貸就有了局限性。央行編制的社會融資總量指標是一個較好的改良，但隨著多元化融資的不斷發展，其口徑還需要繼續擴大。隨著利率市場化的不斷推進，在反映融資活躍度方面，市場利率這種價格指標將會逐漸取代融資的數量指標。比如，歐美研究機構最為關注的是銀行間拆借利率、企業債發行利率、房地產抵押貸款利率等指標。

　　高輝清： 毫無疑問，“克強指數”的三個指標都具有較強的客觀性。實際上，這三個指標分別涉及電網、鐵路、銀行的具體業績核算，相關業務部門難以造假。或者說，即使造假，空間也很小，而且容易被查證。“克強指數”計算簡單，具有較強的時效性。我國GDP每季度才發布一次，工業、投資等數據也要每月才發布一次，而“克強指數”每周都能計算，因而能夠對經濟的運行狀況實施更為緊密的監測。

　　“克強指數”需要以下述條件為前提：一是工業和投資在經濟中占比較大，二是國有大中型企業占比較大，三是經濟保持相對平穩運行狀態。由此可見，“克強指數”起源于2007年李克強任遼寧省委書記的時候并非偶然，當時遼寧省比較符合上述條件。

　　有其利，必有其弊�！翱藦娭笖怠弊畲蟮膬烖c就是快速、簡捷地反映經濟活躍程度，并在統計數據發布之前能夠一定程度上提前反映經濟變化的趨勢。但在以下情況下，它則會表現出不同程度的局限與不足。一是當經濟增長動力主要來自于第三產業時，景氣變化并不一定能敏感地傳導至構成“克強指數”的三項指標，使之發生同向變化。二是當經濟增長動力主要來自于中小企業時，由于這些企業在銀行貸款的難度較大，其經營資金主要來自自有資金和民間融資，因而“貸款發放量”指標就很難準確地反映經濟的運營狀況。三是當經濟周期出現變化時，需求結構中消費需求會逐漸替代投資需求成為經濟增長的最大動力，而消費增長對電耗增長的帶動效應較弱，因此即使GDP總體下降幅度較小，耗電量也可能出現較大下降。另外，在經濟調整時期，資金流通速度會迅速下降，即使貸款規模保持不變，甚至有時為救市而大幅增長，但經濟增長卻依然會呈下降趨勢。四是當社會融資結構發生變化時，銀行貸款的比重會明顯下降(據估計，今年整個中國融資中銀行貸款可能只占50%)。如果這一趨勢繼續發展下去，銀行貸款將越來越難以真實反映經濟增長對資金的需求狀況。

　　可以拿來與“克強指數”相比較的，是由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發布的景氣指數。后者的功能主要也是兩個：一是反映當前經濟的活躍度，二是反映未來經濟的變化趨勢。

　　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目前發布的全國綜合性景氣指數有兩種類型：一是根據統計數據編制的景氣指數，主要包括反映一致指數和先行指數；二是根據企業景氣調查數據編制的景氣指數，其中也包括反映企業當前景氣狀態的即期企業景氣指數和反映企業未來景氣預判的預期企業景氣指數。

　　前一種經濟景氣指數方法都已經有一百多年的發展歷史，其理論體系基本趨于成熟，其實踐成果逐漸成為各國政府制定經濟政策的重要依據；后一種經濟景氣指數方法也已經有半個世紀的發展歷史，其應用范圍也在不斷拓寬，其中越來越為大家熟知的經理人采購指數就是脫胎于這種方法。

　　今天的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了逐步轉型階段，克強指數對經濟運行的吻合度將相應減弱。與此同時，新一屆政府再三強調需要沒有水分的經濟增長，國家統計局也在花大力氣進行統計體系改革，由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編制與發布的兩種景氣指數理應成為更為可靠的數據基礎，從而為社會各界掌握經濟動向提供更好的參考。

　　鐘偉：李克強總理曾獲得過中國經濟學的最高獎——孫冶方經濟學獎，并具有豐富的地方管理經驗及作為常務副總理的經驗。從以往李克強總理的理論闡述和改革實踐中，以及其在2013年“兩會”記者見面會上的“擠水分、調結構、促轉型和簡政放權”的表態中，兩位能否提煉出其一些經濟改革的總體思路和特點？

　　巴曙松：從李克強總理在今年“兩會”答記者問的內容來看，關于經濟改革的總體思路，可以概括為如下三條路線。第一條改革線路是要厘清市場和政府的關系。李克強總理強調的是“把錯裝在政府身上的手換成市場的手，是削權，是自我革命，是人民的愿望，要有壯士斷腕的決心”。具體政策體現就是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簡政放權。第二條改革路線是旨在擴大內需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強調的是推動社會保障制度和財政預算等二次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提出要“編織一張覆蓋全民的保障基本民生的安全網”。這將為中低端消費需求的啟動提供基礎。第三條改革路線是試圖從供給端釋放經濟增長動力的各類經濟基本要素改革，包括資源品價格、戶籍制度、土地制度、利率與匯率制度以及財稅體制等。

　　高輝清： 李克強總理履新之時就向外界提出了一個響亮的口號——“改革就是最大的紅利”。事實上，一些細心的人已經發現，新一屆政府與歷屆政府一個顯著不同之處，就是對GDP增長幅度要求較低。

　　李克強總理在2013年“兩會”記者見面會上的“擠水分、調結構、促轉型和簡政放權”的表態，讓一些人覺得有些別扭。因為前三點說的是經濟方面的事情，最后一點突然轉到政府層面，不知道其中是什么邏輯。然而，在我看來，“擠水分、調結構、促轉型” 說的不僅是經濟方面的事情，而且更主要的是政府層面的事情，因為經濟方面的水分實際上需要靠擠政府業績中的水分才能剔除，經濟方面的“調結構、促轉型”，同樣也需要靠政府組織結構調整與職能轉型才能實現，而政府組織結構調整與職能轉型的一個共同抓手就是“簡政放權”，因而新一屆政府提出的改革，政府占的份量實際更重。

　　如果非要說新一屆政府的經濟改革有什么新特點的話，那就是經濟改革不再局限于經濟層面，不再頭疼醫頭、腳疼醫腳，而是從推動政府改革入手，調整相關的制度與機制，從而為經濟改革鋪平道路。

　　鐘偉：在“克強指數”之后，巴克萊銀行推出了“克強經濟學”。其中有關經濟改革的一些關鍵詞大概可以歸結為“無刺激、去杠桿、調結構”。巴克萊預計，“克強經濟學”可能導致中國經濟“臨時硬著陸”，即未來三年，中國經濟增速會顯著下降，但經歷短痛之后，中國經濟應能在未來10年內保持6%～8%的增速。這導致了學界的熱烈討論：贊同者稱，中國需要果斷的快刀斬亂麻式的改革；懷疑者稱，“克強經濟學”并非由李克強總理提出，而是外界的愿景；批評者稱，這樣的設想本質上就是休克療法。兩位對“克強經濟學”有什么評價？它和李克強總理以往表現的執政風格接近嗎？

　　高輝清：“克強經濟學”不是一種經濟學理論，而是指“李克強發展經濟的總體政策思路”。李克強上任總理以來，受國內外環境變化的影響面臨著諸多問題：一是長期問題，包括中等收入陷阱、人口老齡化、自然要素價格持續上升、潛在GDP增速下降等4大問題；二是短中期問題，包括房地產泡沫、影子銀行、地方債、產能過剩、民間資本啟而不動、中央與地方博弈等六大問題。如何妥善解決這些問題，必然成為新一屆政府制定政策的出發點。

　　換句話說，“克強經濟學”的內容更多地體現在解決中短期問題：一是建立長效機制，防范房地產、金融和地方融資平臺可能出現的風險；二是加速推進政府改革，減少行政審批，為市場內生力量的成長騰出更多空間；三是推動財稅改革，并逐步順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中國新一屆政府強力推動改革的一個前提條件就是，經濟增長必須保持在一定水平(增長率的下限)之上，而失業率則必須保持在一定水平(失業率的上限)之下。

　　正因為如此，關于“克強經濟學”的政策會把中國推向“臨時硬著陸”的說法不可理喻，因為一旦經濟增長率接近了“增長的下限”，政府就會出臺一些“微刺激”政策，以保證經濟在合理的區間運行。

　　巴曙松：英國巴克萊銀行對“克強經濟學”的解釋為“無刺激、去杠桿、調結構”，我認為這只是一個角度的體現，相對來說有失偏頗。目前看，本屆政府對經濟增長的目標區間和政策組合已日漸清晰，可以概括為“兼顧總量、結構和改革的最大公約數的一攬子周期和結構性政策的組合”。

　　當前的宏觀政策形成了以失業率為下限、通脹率為上限、規劃目標為底限的增長目標區間，以此引導全社會合理預期的形成。其中7.5%下限對應著失業率水平，3.5%左右的通脹上限是綜合考慮翹尾因素和價格改革的結果，7%的底限則是按照2020年GDP翻一番的目標確定的。圍繞著上述增長目標區間，宏觀政策框架強調的是預調微調，及時靈活地應對經濟運行可能處于的不同區間，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托底。當經濟增速下滑接近底線時，宏觀調控要側重穩增長，“輕踩油門”而非短期貨幣放水刺激。備選的政策工具有：簡政放權，加快鐵路投資等已規劃項目建設的落地；加快棚戶區改造和節能環保設施等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加快中西部投資，接續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穩定人民幣匯率，促進外需平穩增長。當經濟增速維持在合理區間時，則為結構調整和加快改革提供了時間窗口，要更加強調通過釋放改革紅利來培育經濟自主內生性增長。主要的政策工具有：培育新的消費熱點，加快信息產業、節能環保、新能源產業和服務業的發展；加大扶持中小微企業；推進財稅金融體制改革、資源性產品和環境價格改革等。當經濟增速接近上限時，通脹因素在決策考量中要提升權重，相關資源品的價格改革則可能放緩進程。

　　在上述政策組合的框架下，決策層會優先選擇既能穩增長，又能促進轉型升級的改革措施作為突破。例如，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進程，銀行業對民間資本開放，推動通信、環保等戰略新興產業發展，推進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的市場化等，無疑均是三者兼具的重要選項。

　　鐘偉：中國經濟增長的機遇和挑戰在不斷復雜化，而至今為止，中國經濟改革始終堅持“穩增長、調結構、控通脹、防風險”的思路。今年下半年也以棚戶區改造、扶持小微企業和穩定外貿形勢為重點進行宏觀調控。二位對2020年之前的中國經濟增長有怎樣的預期？又有怎樣的政策建議？

　　高輝清：2020年之前的中國經濟增長會呈現兩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經濟增長呈現逐波下行態勢。原因之一是人口結構的變化已無法避免，并可能拉低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速。2012年，中國的勞動人口數量首次出現下降，減少了 345 萬至 93727 萬。這一趨勢在2020年不太可能逆轉。原因之二是生產要素成本上升，傳統產業競爭優勢將逐漸削弱甚至消失。在考慮生產率后，中國沿海地區與美國部分低成本的州之間曾經巨大的勞動力成本差距，預計到2015年將縮減至目前水平的40%以下。如果考慮航運成本及諸如隱藏成本及全球供應鏈的復雜性，中國的成本優勢將變得更微小。而東盟、印度、墨西哥則開始用更加低廉的成本要素實現對中國制造的替代。

　　第二個特點是中國經濟增長依然將保持6%～8%的水平，在世界依然屬于較快增長水平。最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人口紅利消失速度會逐步減慢，即使到了2020年，我國依然擁有較大規模的勞動力人口，而且其素質會相對更高；二是在中國低成本優勢逐漸消失的同時，受各方面因素的影響，2020年之前其他國家還很難替代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三是政府的改革將不斷釋放出新的紅利。

　　為了促進中國經濟在2020年之前能夠發展得相對更好，我的建議有兩個：一是將已經啟動的重大改革進行到底，比如收入分配改革、政府體制與職能改革；二是以大的勇氣與新的智慧啟動一些新的改革，比如人口計劃政策、教育科研體制改革等。

　　巴曙松：當前中國經濟減速具有自然減速和周期減速的雙重特征。其中的周期因素是在去年四季度之前帶動經濟下滑更為主導的因素。但站在當前的時點展望，周期性的經濟回落已經接近尾聲，而且在系列改革重新啟動之后，經濟結構還會逐步趨向新的均衡點。這個均衡點應該是在速度、質量和效益之間的的平衡點，將打破過去近30年的“速度－效益型”經濟增長模式。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中樞水平將會下移，預計將從過去10%的增速回落到“七上八下”的區間內，但是經濟增長效益將會提升。

　　政策層面，在接下來這一個十年中，中國經濟還面臨著幾個難以回避的結構性轉變的挑戰。一是經濟增長速度從高速到中速增長的轉變。在這一轉變過程中要防止突發的“失速下滑”風險，保持轉換的平穩。二是從中等收入向中高水平收入的轉變，要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三是從區域與空間非平衡增長到平衡增長的轉變，要防止城鄉之間、沿海與內陸之間的增長與收入差距擴大。

　　鐘偉：兩位的精彩論述可以讓我們得出以下結論：一是“克強指數”和當時遼寧省的經濟運行是吻合的，但隨著服務業、融資多樣化、增長從重量到重質的轉型等因素，“克強指數”可能也需要逐步改善；二是“克強經濟學”需要兼顧多重約束、達到多重均衡，需要謹慎、靈活地進行區間管理，并以釋放改革紅利為最大的增長推動力；三是從現在起到2020年，中國經濟周期下行的因素將逐步弱化，經濟增長應能穩定在6%～8%的合理水平，結構轉型和增長效益會持續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