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李伊琳 史進峰

　　溫州、北京報道

　　浙江溫州，這個被視為中國經濟晴雨表的敏感地帶，在經歷了連續12個月的不良貸款飆升之后，正在令銀行體系日益難安。

　　7月13日，溫州市銀監分局稱，截至2012年6月末，溫州市銀行業本外幣不良貸款余額高達181.4億元，比年初增加94.47億元；不良貸款率2.69%，比年初上升1.33個百分點。

　　“不良率已是連續第12個月上升，創10年來的新高。”12日，溫州當地一名金融部門官員告訴本報記者。

　　不良正在蔓延。在一個月的時間里，溫州銀行體系的不良貸款余額由5月底的161億元增加了20億；然而，在一年前，浙江溫州銀行業還以不斷刷新記錄的低不良率笑傲江湖。

　　數據顯示，2011年6月末時，溫州銀行業不良率僅僅為0.37%，當時的新聞稿稱，“溫州繼續成為全國銀行業不良貸款率最低的地級市，資產質量達到了國際先進銀行的水平。”

　　同樣讓人始料未及的還有溫州當地大大小小的40多家銀行業金融機構。本報記者從溫州銀監分局獲得的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4月末，工、農、中、建四大國有銀行溫州分行不良貸款率從年初平均0.74%飆升至2.03%，其中建行不良率為2.78%，這一數字隨后可能再次擴大；而12家股份制銀行當地分行不良率平均水平越過3%，深發展和廣發位列前茅，不良率高達6.80%和5.45%。

　　一年不到，溫州銀行業風云突變。7月12日，在民間借貸領域研究15年的溫州人行副行長周松山如是告訴記者，“這是自去年民間借貸從‘混業’型(牽涉房地產、擔保等領域投融資)企業危機集中爆發至今，逐漸蔓延到銀行系的直接反映”。

　　2012年的溫州，信用危局尚未劃上休止符。

　　被傳染的銀行資產

　　在經歷了去年各式各樣的資金變局、倒閉風潮后，溫州龐大的民間借貸信用鏈條再次告急，這或許只是“多米諾骨牌”效應中倒下的第一個環節。進入2012年，民間借貸退潮之后，便剩下了可憐的正規軍——在這場信用危機中，幾乎沒有一家銀行能夠獨善其身。

　　截至2012年4月末，工、農、中、建溫州分行本外幣不良貸款余額分別較年初上升7.3、5.4、7.9和3.4億元，不良率分別為1.94%、1.38%、2.19%和2.78%。

　　其中建行當年新增不良集中在4月份爆發。股份制銀行當中，除了上述深發展和廣發外，交行、浦發、招商、光大也未能幸免，截至4月末，不良率分別為3.11%、3.39%、3.21%和2.35%。其中，深發展、廣發和浦發三家銀行不良率分別較年初上升3.29、3.24和2.03個百分點。

　　相反，諸如稠州銀行、臺州銀行、寧波銀行等城商行還有溫州銀行、農村合作機構、村鎮銀行等地方性法人銀行，其資產質量較年初并沒有出現較明顯的下滑，盡管幾家城商行不良率一直處于2%-3%的高位，但較年初幾乎沒有增長。

　　危機如同一面鏡子，將民間金融與銀行系統的唇齒相依格局進一步清晰化。

　　在一位國有大行總行內控部負責人看來，當前的問題比2008-2009年要嚴重得多，當時企業信用崩盤發生的面積比較小，地方政府給予了相當大的支持，對于出問題的企業出臺了免稅、劃地等優惠政策；而這次大背景幾乎是全國性的民間借貸危機爆發，地方政府救助能力有限，企業由此加速危情。

　　申銀萬國(微博)一份調研報告認為，2008年金融危機受影響更多不是實體經濟，更多的是貿易公司。由于大宗商品價格不斷下跌，貿易和資源類企業沖擊較大，但實體經濟影響并不大，訂單影響也不明顯；然而，2011年的情況是大宗商品在波動、出口嚴重受阻、生產型企業的需求跌得更加厲害。

　　接受本報記者采訪的寧波當地銀行人士表示，企業訂單回升和開工情況成為銀行重點關照的數據；而隨著溫州大規模民間借貸崩盤，一位建行總行人士也告訴記者，“民間借貸從企業報表上很難發現，民間股權關系也說不清，現在銀行對股權關系也加大了審查。”

　　由此，與銀行不良貸款飆升同步的還有銀行越來越謹慎的放貸行為。

　　“很多企業在硬撐”

　　過去一年，溫州以往抱團取暖的經營模式亦正隨著不斷崩盤的民間借貸悄然發生改變。受訪的多家銀行人士明確表示，信用環境的告急對溫州打擊很大，重建信用環境也并非一朝一夕。

　　在整個信用體系告急的背景下，過去數十年，流行于溫州的企業互保模式幾乎遭遇滅頂之災。過去，企業向銀行貸款，必須有3家或3家以上企業組成擔保聯合體，其中一家企業向銀行申請貸款后，聯保企業需承擔還款連帶責任。“如此猶如一個毒瘤引發了系列的霉變是一個道理。”

　　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溫州市某電器企業發生危機，涉及到為其提供擔保的5家企業。銀行在發生貸款風險時，一貫采取強迫“風險轉移”措施來化解自身風險。發生危機后，各大銀行不管貸款期限是否到期，競相采取的措施就是讓擔保企業先行償還，從提供擔保企業銀行賬戶上直接扣劃所應償還的銀行借款。

　　這種時刻，銀行收貸沖動其實是一種與生俱來般的特性，由此，即便地方政府協調小組時時介入調停，但依然“防不勝防”。

　　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溫州騰飛化纖制品有限公司(下簡稱“騰飛”)，該公司老板向穗嵐(化名)經營企業20年，第一次承受著七八家銀行的追債。

　　“其實很多事情都是誤會，因為替人擔保背上黑鍋，我實在很不甘心。”她在電話里向記者述說了受累借貸危機，由于騰飛參與互保的企業當時發生重大危機，包括民生、招商、光大等銀行，以及龍灣區域內的農村合作銀行，大致有七八家銀行聞訊紛紛對騰飛啟動催收行動，最終導致騰飛陷入資金鏈困境。

　　“通過互保措施，銀行的風險化解了，但提供擔保的企業債務一夜之間增加了不少，導致中小實業型企業的倒閉加劇。”上述擔保公司負責人稱，企業從銀行貸款大多采用捆綁擔保方式，一家企業出現危機，影響整個擔保圈、擔保鏈，并開始波及金融機構。

　　以浙江奧德康儀器儀表公司(下稱“奧德康”)為例。

　　2011年在溫州、樂清引起轟動的三旗集團(本報在去年事發同期曾做詳細報道)危機中，奧德康正是當時為三旗集團提供擔保的企業之一，其總經理鄭巨飛后來因此為該公司償付了浦發銀行(微博)和溫州銀行共計685萬元的擔保額度。

　　“在這危難的時刻，鄭巨飛還債卻給自己的企業和本人引來了傾覆性的災難。”一名自稱熟知鄭的城商行支行副行長告訴記者。

　　替三旗集團償還了685萬元的擔保債務之后，奧德康欠下上千萬元。他不得已以2000萬元的價格賣掉了賴以生存的廠房，并償還了所欠某國有銀行溫州分行1500萬元的債務以及其他社會上的高利貸。

　　資金鏈越抽越緊，最終在2011年9月2日，鄭巨飛被樂清市公安局刑事拘留。整個過程中，銀行的壞賬均在資產完全處理后才逐步呈現出來，貸款不良率也逐步累加。

　　“現在是暗流涌動，因為尚未到期，我們還無法預知到底會是何種程度的危機。”某股份制銀行溫州分行的一位負責人向記者表示，目前銀行的摸底情況顯示并不樂觀，“很多企業在硬撐”。企業在勉力支撐的同時，銀行是否會續貸最終將決定企業的命運。

　　正如鄭巨飛的奧德康一樣，一方面企業資金高度緊繃，一方面銀行不再續貸甚至提前收貸，導致企業資金鏈斷裂，失去融資能力和還款能力，造成了惡性循環。

　　來自寧波銀監局的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末已有70余家企業負責人出逃或向市政府申請保護事件，涉及銀行信貸資金高達9.3億元。

　　企業主大面積出逃的現象作為資金面緊張形勢下存在破產風險隱患的縮影事件，對轄內銀行信貸資產的安全敲響了警鐘。在當前復雜的宏觀經濟形勢下，企業倒閉或“猝死”的個案頻現，而且該類企業風險極易通過擔保互保鏈條“傳染”到一定區域內的相關企業，使潛在不良風險隱患擴大并加速暴露，造成銀行信貸風險急劇升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