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志堅 許 坤

　　編者提示：信貸規模控制只應是個權益之計，長久來看，這種指令性的貨幣政策工具應慎重使用，因為其與中國經濟的市場化進程不相和諧。

　　信貸規模是中央銀行為實現一定時期貨幣政策目標而事先確定的、控制銀行貸款規模的指標。它包括存量和流量兩層含義，在貨幣政策調控實踐中，所講的信貸規模控制，主要是指后一層含義，是指為了實現一定時期內的貨幣政策目標而確定的新投放貸款的最高限額。

　　信貸規模控制作為計劃經濟時期的指標曾經退出過歷史舞臺，取消銀行信貸規模控制曾作為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的主要成果而載入史冊。1998年1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取消國有商業銀行貸款規模限額的控制，實行適應市場經濟的以“計劃指導，自求平衡，比例管理，間接調控”為主的新的貸款管理制度。但在2007年底，為了有效控制中國經濟的高通(微博)脹水平，實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央行再度啟用信貸規模控制，并且按季度控制。自此，信貸規模控制又走進了央行貨幣政策“工具箱”。

　　信貸規模控制只應是個權益之計，長久來看，這種指令性的貨幣政策工具應慎重使用，因為其與中國經濟的市場化進程不相和諧。

　　信貸規模控制實質是央行實施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和政策工具。貨幣理論一般認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選擇要考慮到它的三大性：可測性、可控性和相關性。可測性就是要求中介目標資料的可統計性和可分析性；可控性就是要求央行能夠有效控制中介目標參數的變動情況；相關性就是要求中介目標與貨幣政策最終目標具有密切相關性。單從這三大性原則來看，貸款規模控制指標作為貨幣政策就存在諸多不足之處。

　　首先，從可測性方面來看：其一，貸款規模控制不包括財政透支和黃金外匯占款，而這兩項占款隨著中央政府財政赤字的加大以及外匯儲備的增加而占比越來越高。在此情況下，央行單獨實施的貸款規模控制調控效果將受到影響。其二，經濟繁榮時期貸款規模控制所產生的需求缺口，商業銀行可以通過表外業務予以滿足，這幾年銀信合作的實際效果就是一個好例子。其三，銀行可以通過授信的方式來變相提供貸款。廣義的授信除實質貸款外，還包括表外授信和票據等。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特別是金融市場的深化與金融工具創新的加強，商業銀行業務的多元化策略(貸款業務收入在總利潤來源中的占比在下降)，使得貸款規模控制已經不能充分概括和反映實際經濟體的貨幣總供給量，也不能有效抑制貸款的需求總量。

　　其次，從可控性方面來看：央行將信貸增加額作為調控的指標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理論上，信貸從貨幣供求的角度而言屬于貨幣需求，而不是貨幣供應。信貸規模控制就是央行通過調控貨幣需求而達到既定的宏觀政策目標。然而，需求的多樣性和彈性導致了央行在貨幣政策執行中往往處于被動地位，特別是在經濟衰退時期表現最為明顯——當經濟不景氣時，商業銀行出于對宏觀經濟的悲觀預期，會自動調低其貸款規模，央行如實施貸款增量調控，則很難達其期望水平。而在經濟繁榮時期，企業和地方政府超計劃貸款需求將會形成“倒逼機制”，從而會導致尋租和資源配置扭曲等怪現象，使得貨幣政策的實施偏離預期目標效果。以上種種情況在實踐操作中的集中體現是央行制定的年度新增貸款的預期目標與實際發生額往往存在較大差異，所以，央行定向發行懲罰性票據的行為也就不足為怪。

　　最后，從相關性方面來看：貨幣供給與信貸投放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對應關系。就增量而言，它們之間呈現如下關系：新增貨幣供給量由新增貸款量和其他新增貨幣需求(指直接融資部分)構成。可見，新增貨幣供給量不僅受到新增貸款量的影響，而且還受其他新增貨幣需求的影響，這兩者共同決定貨幣的總供給增量。在新增貸款量確定時，新增貨幣供給量(與物價水平等宏觀經濟變量高度相關)的大小取決于其他新增貨幣需求的變化(其他新增貨幣需求是貸款規模所不能調控的)，它們之間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而且隨著債券融資和股權融資的雙增加，其他新增貨幣需求在整個貨幣投放增量中的份額越來越大。只有在新增其他貨幣需求與貨幣供應量有相當穩定關系時，貸款規模才與經濟活動有穩定的相關性，因此央行通過調控新增貸款規模的辦法來達到控制物價和實現充分就業的目標將變得越來越困難。

　　同時，受來自直接融資市場競爭的壓力，商業銀行業務正實施多元化發展戰略調整，其經營業務已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存貸款業務。“十二五”時期，國家金融發展戰略提出要有序拓展金融服務業，有序發展和創新金融組織、產品和服務，全面提升金融服務水平，發揮大型金融機構的綜合性新型服務功能，創新金融產品和服務模式。具體體現在業務結構上，就是在服務好國有大中型企業的同時，大力發展和拓寬小企業業務及按揭、貿易融資、票據等資本節約型業務。同時，隨著利率市場化進程的推進，商業銀行利差收入空間將不斷被壓縮，單純依靠利差收入的盈利模式將面臨嚴峻挑戰。參考國外銀行的發展路徑和方向，中國的商業銀行也在未雨綢繆，加快中間業務的發展，把投行、資金資本、代理、咨詢顧問、資產管理、托管、結算服務等各類非利息收入業務作為發展重點，實現收入結構多元化。

　　因此，通過對信貸規模作為央行貨幣政策中介目標不足以及商業銀行業務的轉型分析，筆者認為，當前央行應弱化信貸規模控制的監管指標，應根據經濟增長需要，運用市場化的貨幣工具調控基礎貨幣量的投放以此達到間接影響貸款規模的作用。國內該領域的部分學者通過貨幣供應量與物價水平、信貸總量和GDP的相關性實證研究，一方面驗證了貨幣供給量要優于信貸規模指標作為央行宏觀調控的中介目標和工具；另一方面也驗證了貨幣供給量能有效影響貸款規模的存在效應。這為將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調控手段提供了理論條件。而且，回顧央行從1998年實施的以貨幣供應量為主要中介目標的宏觀調控的成果，也進一步證實了理論檢驗的正確。

　　此外，央行應參考各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流動性比率、動態撥備率等指標，有針對性地運用窗口指導、差別存款準備金率、定向央行票據等工具來引導、調控和監督信貸總量和投向，實現信貸資金優化配置并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在此，部分學者和專家可能會擔心央行此舉會和銀監會的監管職責相沖突。其實并不然。央行在實施貨幣政策時只是參考各家商業銀行的各項財務指標，也就是規定在滿足相應財務指標要求下決定貸款量，而商業銀行在日常經營活動中滿足監管需要的各項指標是銀監會的職責，各司其職。央行的參考指標一定不低于在滿足監管需要時的指標，而且指標越好，可貸資金就越多。

　　總之，一方面，由于央行調控廣義貨幣(M2)指標就能有效地作用于貸款規模，再加之銀監會等部門對商業銀行財務指標，如資本充足率、存貸比等有著嚴格的規定和監督管理，即使取消了貸款規模這個政策工具，信貸可能也不會失控，這為信貸規模控制再次退出歷史舞臺創造了條件；另一方面，相對于廣義貨幣(M2)作為貨幣政策工具來說，信貸規模控制工具適用于指令性的信貸管理體制，已不太適合我國目前的市場經濟現狀。央行應繼續完善以基礎貨幣供應量為主要工具的貨幣政策，保持政策工具的一致性和連續性，使得公眾對貨幣政策保有良好的預期。

　　(吳志堅單位為華夏銀行，許坤單位為西南財經大學金融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