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進峰

　　在大多數銀行家眼里，2011年是銀行業的一個拐點，以往每年增長30%-40%的好日子怕是要到頭了。而接下來的2012年，躺著掙錢的好日子也一去難復返了。

　　王寧(化名)是一家資產規模超2萬億的全國性股份制銀行授信管理部的老人，從業經歷超過了三十年，先后做過總行公司部副總、分行行長、授信部老總，親身經歷了20多年來六次宏觀調控。

　　“中國現在已經進入第六次宏觀調控，這次屬于緊縮型調控。每次調控，政府至少要做三件事：控制物價、貨幣緊縮和‘砍項目’，這次還沒‘砍項目’。”12月的一天，王寧在他的辦公室接受了本報記者的采訪。

　　僅僅過了兩年時間，2008年底中央政府“四萬億”刺激計劃掀起的地方政府融資盛宴，就剩下一片“杯盤狼藉”。

　　從2011年2季度開始，一場橫掃商業銀行、平臺公司和地方政府的流動性大饑渴讓之前習慣了大手大腳花錢的地方政府開始絞盡腦汁、節衣縮食；在這場流動性饑渴中，先后有云南“滇公路”、陜西高速、湖南高速等平臺公司爆出了財務危機，甚至“違約”事件。

　　如果時間軸向后推移到2009年，老孫掌管的信貸管理部，最頭大的問題恰是如何加快“放款”。兩年時間，宏觀冷熱變換，貨幣政策由松到緊，所有參與主體，銀行、地方政府和企業之間的博弈生態發生了巨變。

　　“我覺得這次貨幣政策，如果不考慮銀行的現實情況，連續收緊，瓶蓋子越擰越緊的話，以后銀行有可能出現大批的不良資產。”王寧希望自己的預言不會成為現實。

　　“銀政合作”回潮

　　“很慶幸，當時堅持住了。”

　　2011年10月，當記者再次來到山西實地調研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現狀時，建行當地分行的一位負責人告訴本報記者，在山西省交通廳將近1400億元貸款余額中，建行不到50億，競爭對手工行、農行和中行份額均在300億-400億上下。

　　這對長期視基礎設施貸款為傳統優勢的建行來說，多少有點不合常規。用上述省分行人士的話說，當時連分行行長都表示不理解，給他施加了很大的壓力，該行在2009年上半年新增貸款同業排名中，遠落后于工行，甚至被中行超越。

　　2008年底，國有商業銀行不得不面對新一輪地方政府的投資擴張，掉入“信貸財政化”的陷阱，此前經過多輪銀行改革艱難分離的“銀政合作”再度回潮。

　　財政部財科所曾估計，2007年，中國地方債務總余額為4萬億元左右，其規模相當于當年全國GDP的16.5%；僅僅四年后，這一數字膨脹至10.7萬億，已近全國GDP的三成；而地方融資平臺公司的數量也近萬家。

　　2009年初，央行制定的貨幣供應量M2指標為17%，新增貸款5.4萬億左右，結果到年底時，M2已達27.7%，新增貸款達到9.8萬億，翻了一倍。

　　從2009年一季度開始，商業銀行就開始了瘋狂的信貸沖刺，“一季度是工農中建幾大銀行一馬當先，二季度信貸沖刺的主力換成了股份制銀行，到三季度時，沖擊主力又成了地方的農商行、城商行，就是三波往上走。”

　　“一季度時，我們沖得并不厲害，結果后來監管部門檢查時，質問你們為什么不放款，為什么不配合中央的政策？”王寧搖頭道，他所在的銀行專門為此開了一個會，搞了一個貸款進度評比。一年下來，該行新增貸款沖過了3000萬億，是年初計劃的三倍之多。

　　如此一來，信貸市場的供求關系完全倒轉，資金供過于求，地方政府、國企等信貸市場的主要需求方議價能力大幅提升。兩年后，通貨膨脹全面攀升，信貸投放的惡果顯現出來了。

　　失去了政府的隱性保護，要在充滿不確定性的市場中學習游泳，最缺乏的就是安全感。

　　地方債務危機下的銀政共同體

　　然而，放款容易，收款難。進入2011年后，一波又一波有關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危機的唱空言論，拉響了新一輪“銀政合作”的警報。

　　“這兩年我們最擔心的就是收款，尤其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王寧坦言，這兩年他掌管的信貸管理部承受了很大的壓力。截至2011年底，該公司貸款余額超過了1.3萬億，地方融資平臺貸款超過了一成。

　　2011年，王寧所在銀行退出了部分項目，并著手貸款重組計劃，包括還款方式合同補正和補充合法有效抵質押物，“說白了就是延期或者續貸。”

　　王寧所在的銀行貸款本金回收率達到99.95%，利息回收率99.96%。其中，地方融資平臺余額將近1500億元，同比下降300多億元，而前9個月政府融資平臺貸款回收率高達100%，3年期、5年期和6年期貸款基本全部回收。

　　2010年下半年，在摸清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總量之后，銀監會再度推出平臺貸款清查“六步走”時間表，分解數據、四方對賬、現場檢查，中間都有著地方政府和銀行錯綜復雜的博弈關系。

　　以平臺貸分類為例，按照銀監會2010年底的政策，一旦平臺貸款被認定為現金流“全覆蓋”，就有可能由地方融資平臺貸款轉為一般公司類貸款。如此背景下，銀行希望盡快完成監管機構的整改要求，地方政府也希望盡快擺脫平臺界定的不利身份重新獲得融資支持，銀行和地方政府利益取向一致化。以至于到2011年初，各地銀監局上報給銀監會的數據中，全覆蓋類平臺貸驚人地達到70%-90%，各上市銀行平臺貸款余額也在2010年財報中，迅速縮水。

　　“地方分支行都在拼命給平臺公司摘帽子。”王寧回憶道。

　　地方平臺償債承壓

　　進入2011年，地方債務還款壓力的到來，讓陷入資金鏈緊張的地方政府和銀行備受煎熬。根據審計署此前公布的報告，僅2011年就有2.6萬億的地方性債務需要償還，占到10.7萬億地方債務的24.5%。

　　今年7月份，先后有云南滇公路和上海申虹爆出“違約風潮”，地方政府盲目的投資沖動在信貸緊縮的大背景下，第一次觸及信貸安全底線。

　　銀監會時任主席劉明康多次強調，地方融資平臺貸款風險的處置原則是“誰家的孩子誰抱”，要求銀行不要急于讓平臺公司摘帽子，“地方承諾有效，不要輕易摘帽子。”

　　在王寧看來，2009年信貸財政化狂潮中，留下的一大弊端便是，平臺公司資產和負債期限的大量不匹配。從2011年始，原先地方融資平臺慣用的“短貸長投”手法正浮出水面，而監管層命令禁止平臺貸款“不得新增、不得展期、不得借新還舊”的要求，使得平臺貸款出現了“逾期”苗頭。

　　上海申虹的案例顯示，癥結并非是企業資金鏈斷裂，而是地方在清理融資平臺過程中，發現申虹公司將大量的流動資金貸款用于項目建設。

　　2011年11月，尚福林透露，未來三年內有35%的平臺貸款到期，地方平臺即將面臨第一個償債高峰。“比較擔心的是明年上半年。2009年貸款一般都是一年期、三年期、五年期，那么09年上半年放出去的貸款，剛好到明年上半年，三年期到期了。”王寧說，如果貨幣再縮減，后續龐大的在建固定資產投資項目可能會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