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史進峰 北京報道

　　2011年11月14日，當美國銀行(BOA)再度出售所持中國建設銀行(微博)(601939.SH；0939.HK)104億股股權時，其首席財務官布魯斯·湯普森(Bruce Thompson)的表態多少顯得無奈，“出售剩余建行股份中的大部分，符合我們繼續強化資產負債表的既定目標。”

　　眾所周知，對于2011年三季度核心資本充足率僅為8.6%，又剛被列入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的美國銀行而言，此番拋售套現約66億美元，再加上8月拋售套現的約83億美元，權當救命錢使喚。

　　十年之后，情人最終難免淪為朋友。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十年，中國在世界金融格局的大棋盤上已然由被拯救者，變身為當今深陷主權債務危機的歐美眼中的救世主。僅僅十年，中國金融機構悄然完成“引進來”向“走出去”的華麗轉身。

　　2011年初，作為全球市值最大銀行的當家人，工商銀行董事長姜建清曾表示，工行應在“十二五”期間完成“從本土傳統的商業銀行，向全球化大型金融機構的轉變，形成跨境跨市場的經營格局”。中國銀行(微博)業的勃勃雄心由此可見。

　　而本報記者獲得的一份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撰寫的一份內部報告，更是直接建議要把支持金融業國際化、鼓勵金融業“走出去”提高到國家戰略的高度加以重視。

　　2001-2006：“狼來了”VS單向開放

　　2001年底的中國銀行業到底需要花多長時間做好開放準備？

　　世行中國問題專家當時斷言要10年，而時任中國銀行行長的劉明康則認為，“準備得好不需10年，準備不好10年也不夠。”因為當時的中國銀行業已形同技術破產。

　　不過，實際進程顯然超出所有人的預期，包括此后成為銀監會首任主席的劉明康。

　　2003年開始，建行、中行、工行通過一系列國家注資、不良資產剝離、股份制改造，引進戰略投資者，并相繼成功上市。

　　不過，上市卻觸發了中國銀行業是否被“賤賣”的爭論，這一爭論在2008年戰投解禁后達到頂峰，其時，陷入金融危機的外資戰投紛紛拋售中資銀行股，套取巨額現金。

　　“有人只看到戰投賺了錢，但忘了當時的四大行就連國內央企都不認可。”一位經歷過當時那段歷史的國有銀行中層告訴記者，在IPO配售過程中，幾乎所有投資建行、中行的國企都覺得這筆錢肯定是打了水漂，有去無回。

　　當年親自操盤新橋集團入股深圳發展銀行的單偉建即便在事過多年后仍斬釘截鐵地表示，“我可以說絕對沒有賤賣。”單回憶稱，由于深發展不良率特別高，且存在很多問題，一直無人問津，“今天都覺得中國的銀行很有吸引力，當時很多人裹足不前。”

　　待到農行2010年IPO，中國銀行業的投資價值已然充分顯現，外資戰投的隱性擔保效應不再明顯，因此農行IPO前夕便不再引入外資戰投，而農行副行長潘功勝在當時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也曾提到，隨著中國銀行業的開放和進步，需要用動態的視角定義和認知戰略投資者。

　　2007-2011：全球化危險試水

　　進入2007年，初步完成股改的國有銀行羽翼漸豐，“引進來”已悄然向“走出去”轉變，明顯加快了國際化和海外布局步伐，這一過程伴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一度達到頂點。

　　來自中國商務部和相關統計公告顯示，2007年，中國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只有16.7億美元，而2008-2009年分別達到140.5億和87.3億美元。來自社科院不完全統計的數據也顯示，2006年，中國金融業海外并購金額僅12.6億美元，到2007年時這一數字已經達到歷史性的149.54億美元。

　　在2007年中國十大并購事件中，中投公司斥資30億美元入股黑石集團、中國平安(微博)18億歐元入股富通集團和國家開發銀行22億歐元入股英國巴克萊銀行等五宗頗具國際影響的金融并購案赫然在列。

　　金融危機中，剛剛恢復元氣的中國金融機構成為國際金融市場的“抄底者”。2009年7月，時任中國銀行副行長的朱民直言不諱道，當世界金融業一片蕭條之時，中國正在走向希望之路。當時，中國銀行業一級資本總體在9%上，資本充足率在13%左右，當全世界去杠桿化的時候，中國銀行業存貸比是65%-70%。

　　而當時最受矚目的事件，無疑是2007年中國投資公司的成立。盡管成立之初，中投公司僅以黑石和摩根士丹利兩筆投資小試身手；但此后中投海外投資步伐加快，僅2009年就對外投資65.38億美元。同時，盡管海外并購普遍被認為成功率不足3成，但并購依舊成為中國金融機構采取的主要形式。

　　社科院報告顯示，對外并購之所以占據如此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取決于個別金融機構的成長模式，如工行在2000-2010年間完成并購金額72.44億美元，占期間所有金融機構海外并購的34.2%。

　　另一方面則是受到主權財富基金運作模式的影響。中投公司主要通過基金投資等方式進行股權投資，在2007和2009年分別入股摩根士丹利56 億美元和12 億美元，占到2000-2010年間中國金融機構海外并購的32.1%。

　　然而，當深陷金融危機的歐美銀行緩慢“去杠桿化”時，那些認為資產價格已處于低谷，借此抄底或布局全球的中資金融機構，難免沖動大于理性。無論是中投對摩根士丹利的兩筆投資還是平安投資富通造成的巨額浮虧，抑或民生銀行收購美國聯合銀行，最終以聯合銀行破產告終，都在警示中國銀行業，“抄底”并非那么簡單。

　　“引進來，走出去” 中國銀行業十年轉身

　　不對等的開放

　　2010年1月，當招商銀行(微博)行長馬蔚華和民生銀行行長洪崎坐到一起探討中國銀行業國際化的成敗得失時，兩人的心境不可同日而語。

　　2008年10月，招行以193億港元收購香港永隆銀行53.12%的股份，隨后增持至83.81%，盡管事后，輿論多認為交易偏貴，但這個曾被英國《金融時報》視為“并不具備可復制性”的案例，在隨后的整合過程中，出色地完成了馬蔚華原先給定的目標。

　　馬蔚華的成功密碼是，“我們不是要參股，而是要控股，收購一家金融機構如果你不能控制它，就不能按你的意愿去整合，所以我們對永隆是百分之百的收購。”

　　而在美國，中國金融機構要想完全控股一家美資銀行，幾無可能。

　　2007年10月，民生銀行以9573萬美元收購美國聯合銀行4.9%的股份，而后一度將股權追加至9.9%。但聯合銀行混亂的法人治理結構最終導致美聯儲和民生銀行都栽了跟頭。

　　社科院報告指出，中國金融機構海外并購的失敗案例說明：一是在金融危機爆發前后，中國金融機構對形勢判斷不準確。主要是由于對各國中央銀行(尤其是美聯儲)的政策力度估計不足。由于美聯儲的強力支持，金融危機的不良后果要比預想的輕得多。二是中國金融機構對于金融危機的擴散機制把握不準確。

　　事實上，金融危機后，中國各金融機構間國際化程度與海外并購能力上存在較大差異，這背后是各機構對國際化熱度過后的理性思索。

　　今年5月，時任建行董事長的郭樹清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直言不諱稱建行的國際化計劃沒有那么雄心勃勃，建行仍然是一家立足國內的銀行。

　　在郭樹清看來，國內銀行業并不飽和，金融服務還存在很大缺口，增長潛力很大，不能舍近求遠，跑到國外去。同時，海外業務發展也需要相關管理能力，“不是說收購之后，銀行就能管理好，我們沒有那么大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