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舸

　　 由銀監會、國家發改委共同起草的《商業銀行服務價格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已經下發各商業銀行和地方價格主管部門征求意見。各相關部門還會廣泛征求包括消費者在內的各方人士的意見，進一步修改完善。包括境內跨行查詢費用和密碼重置費用等7項收費將被強制取消。征求意見稿還規定，商業銀行執行相關服務價格前，應至少提前5個月進行公告。

　　 公共監管作為負責市場秩序、在一定程度上保證消費者與企業博弈平衡的路徑，對遏制“壞的市場經濟”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從《商業銀行服務價格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來看，在民意與輿論對銀行亂收費強烈質疑之下，銀監會、國家發改委總算給出了針對銀行收費規范化的明確態度;而征求意見稿要廣泛征求包括消費者在內的各方人士的意見，也體現了公共決策理應民意論證前置的程序正義。

　　 銀行收費的下調和提高，表面上看似乎只是銀行基于市場供需關系與自身利益訴求的事情，但由于國內銀行的特殊性（比如大多屬于國有銀行）、享受到各種優惠政策乃至國家投入，因此絕非所謂的“市場規律”所能概括。

　　 遠的不說，1999年那次舉世矚目的國有銀行不良資產剝離，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至少有3500億元人民幣的不良資產被剝離到資產管理公司。對部分項目開始實行債轉股后，國家經貿委已推薦債轉股項目600個，推薦金額近4000億元。可以說，正是全體納稅人支出的國家財政巨額補貼，讓“四大”為代表的國有銀行渡過了經營難關。而如今，在行政保護、政策扶持乃至資源壟斷等諸多“利好”下，看似強大的國有銀行轉而挾壟斷權切割廣大儲戶腰包，確實到了有關部門出手監管的關鍵時刻。

　　 但是，7項銀行收費被強制取消的看似監管重手，民眾似乎依然高興不起來——3000余項現有銀行收費項目，僅僅有7項銀行收費被強制取消，這道簡單的算術題，人人都能掂量其效果究竟如何。

　　 從管理部門角度來說，公共監管政策的變化和調整是一項經常性工作，這是因為外部環境發生變化，而原來制定的政策不太適應，需要及時調整，以促進所監管的產業領域良性發展。但是，一項重大政策的變化，不是一張告示、一兩個行政主管部門就能完成的，事實上是一個系統工程：收費糾紛一般涉及工商、物價等諸多部門，如果涉嫌強制收費，商務部等《反壟斷法》賦權機構也有權調查處罰。也就是說，這些部門的相關政策也應同時進行配套調整，不然就會出現你調你的，我做我的，各部門監管步調不協調，難以形成制度合力。

　　 其次，銀行收費的最大理由是成本增加所致。針對3000余項銀行收費，無論政府監管也好、未來可能召開的價格聽證也好，都需要公開透明的成本摸底。這項浩大的工程不能依靠銀行道德自律，也無法依賴于銀監會、國家發改委自上而下的自查自糾，更需要由客觀獨立的第三方介入，比如由自發組成的專業經濟學、法學等人士團隊對3000余項銀行收費進行一一厘清，首先界定哪些收費違反現有法律法規，從而徹底廢止；哪些收費合法而遠超成本屬不合理收費，要將其中的收費泡沫剔除干凈。而不是像現在這樣，由一兩個主管部門拍腦袋決定廢除幾項銀行收費。

　　 7項銀行收費被強制取消，只是看上去很美的一道風景。當然，銀行亂收費背后多年積累下來的問題，非一朝一夕能夠解決，而且政策的調整，必然對各個相關部門的監管提出新要求，增加工作難度。但是，如果承認銀行收費已到非解決不可的地步，以上困惑與疑慮畢竟只是技術層面上的問題，銀監會、國家發改委須綜合分析來自銀行業界、其他監管部門與民眾的意見和建議，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拿出切實可行的方案，加快銀行收費現象的清理整頓速度，治標更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