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圣海

　　東亞銀行(中國)有限公司副行長關達昌的臉上寫滿了銀行家式的和藹，普通話的表達甚為流暢，盡管算不上標準。

　　1981年，23歲的關達昌還只能被香港同事親昵地稱為“小關”。就在那一年，他首次來到上海。

　　上世紀80年代的香港已然是國際大都市，生活舒適，景象繁華。上海則剛剛開放，和關達昌想象中的遠東大都會相去甚遠，關達昌用“灰茫茫”來形容他對上海的第一印象。

　　“小關”當時的任務是給內地員工培訓銀行業務，“當時東亞銀行上海分行多是老員工，做了幾十年的，幾乎沒有年輕員工，客戶主要是外貿公司，培訓也比較簡單，只有國際貿易業務可做。”

　　80年代，和東亞銀行同時在內地做業務的還有匯豐、渣打和新加坡華僑銀行，在外資銀行中稱為“老四家”，主要業務無一例外都是國際貿易業務。

　　關達昌在80年代多次往返滬港兩地，盡管當時他們在上海入住錦江飯店，但在他的香港同事看來，去內地工作是一個 “苦差”。

　　令關達昌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在80年代的上海，內地員工還不可以自由流動，招人也不那么自如，你要10個員工，有關部門就分配給你10個，沒有多大余地。

　　因為相對豐富的內地經歷，關達昌從1987年被東亞銀行總部派往內地拓展業務。幾乎沒有任何抱怨，帶著一股年輕人的闖勁，關達昌就來了內地。

　　“當時說是兩年，沒想到，在內地一呆就是20年。”關達昌微笑著說。

　　在關達昌記憶中，外資銀行的信貸業務在內地真正做起來是在上世紀90年代。監管部門開始嘗試讓更多外資銀行在上海設立分行，開展業務。

　　對于當時已經開展國際貿易業務的外資銀行“老四家”來說，對于更多外資銀行的進入還是有點忐忑，第一反應就是“就這么一碟菜，那么多外資銀行，怎么吃？”

　　幸好，在迎來更多市場新進者的同時，外資銀行也迎來了更為廣闊的市場，它們開始被允許從事外幣信貸業務和非居民的外幣業務，業務漸漸多了起來。

　　關達昌對1997年印象深刻，那一年，上海浦東新區已經開始讓外資銀行試點做外資企業的人民幣業務。

　　為開展人民幣業務，包括東亞銀行在內的不少外資銀行將上海分行注冊到了浦東，盡管營業執照上允許的經營地域也只有相對有限的幾個省市，但對于外資銀行來說，這已經是了不起的進步了。

　　2001年，中國加入WTO，外資銀行迎來了在中國內地發展的歷史性轉折點。自2001年起，中國銀行業逐步走向全面開放，外資銀行的經營地域和業務范圍每年都有所擴大。

　　當然，對外資銀行來說，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還是去年底對外資法人銀行開放的人民幣零售銀行業務。

　　關達昌說：“人民幣零售銀行業務，我們等了20年，這是一個更為廣闊的市場。”

　　不過，在關達昌看來，盡管潛力巨大，但內地零售銀行的盈利還是要慢慢等，用長遠的市場眼光去看。

　　關達昌認為，從市場開放角度來看，中國銀行業對外開放速度還是比較合理的，尤其是過去10年，中國銀行業發展速度迅猛，中資銀行的服務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中資銀行的服務水平也在進步，和外資銀行相差并不大，從硬件角度說，不少中資銀行硬件可能還比外資銀行先進。”

　　改革開放近30年，

　　作為內地銀行業發展和開放的親歷者，關達昌說：“中國銀行業基本面和服務水平近10年的飛速提升對中國經濟的成長也是一個巨大推動，近20年的經濟增長，銀行在其中起到了很大作用，企業的成長離不開銀行，銀行的發展也離不開企業，兩者相輔相成，很大程度上推動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

　　從1987年至今，轉眼已是20年，關達昌始終沒有離開內地。昔日的“小關”也成長為東亞銀行(中國)有限公司的副行長。

　　眼下，在內地工作已經被東亞銀行香港總部的員工視為“優差”。回港駐留時候，當年的朋友對關達昌時說，“老關你真好，內地機會那么多,發展空間那么大，當年你走了一條正確的路。”

　　對此，關達昌只是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