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23.43億元不良資產打包做成信托產品，江蘇做法的實質是地方政府隱性發債

　　本刊記者 付濤/文

　　1月24日，江蘇省內的十家城市商業銀行被整合在一起，成為當日掛牌的江蘇銀行的分行。

　　這十家城商行遍布蘇南蘇北，良莠不齊，分別位于無錫、蘇州、南通、常州、淮安、徐州、揚州、鎮江、鹽城、連云港。

　　在內地銀行概念備受追捧的今天，昔日并不起眼的城商行們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間。江蘇銀監局副局長李魯寧告訴《財經》記者，組建江蘇銀行，一方面是由于城商行受到規模和經營區域的限制，無法解決自身諸多問題，逐漸認識到合并重組的必要；另一方面，作為經濟大省，江蘇長期以來希望有一家省級商業銀行來支持省內建設。

　　2005年7月，江蘇銀監局向中國銀監會提出江蘇省內城商行合并重組框架性方案；12月，銀監會原則同意。2006年2月，十家城市商業銀行分別召開董事會，審議并通過了《江蘇省城市商業銀行合并重組方案》和《江蘇省城市商業銀行合并重組協議》，并獲各自股東大會通過。

　　江蘇銀行成為繼徽商銀行后，又一個以省級行政區為單位進行城市商業銀行合并重組的案例。不過，在業內專家看來，這種行政性的重組看似走捷徑，其效果如何殊難預料。歷史經驗證明，非經市場化并購組合而成的種種金融重組實驗，都付出了很大代價。

　　“各個分行會在相當長時間內相當于半個法人，內部整合、地方政府的干預，都是可以想見的。”一位分析人士稱。

　　整合的隱憂，在目前的人事架構上即有端倪。除董事長、行長由原中國銀行上海分行行長黃志偉擔任，江蘇銀行其他高管仍多是各個城商行原高管；原無錫市城市商業銀行董事長胡長征、原蘇州市城市商業銀行董事長顧心銘分別出任董事兼副行長，原南通市城商行董事長劉昌繼擔任監事長。

　　信托杠桿

　　在重組中，江蘇省對不良資產的處置頗具“金融創新”色彩。

　　與徽商銀行不同的是，江蘇省參與重組的十家城商行中，沒有一家像合肥城商行那樣的可依托機構。此前徽商銀行由“6＋7”(六家城商行與七家城市信用社合并)重組而來，其中原六家城商行中，除合肥市商業銀行規模較大，其他行資產規模都在40億至60億元間，七家城市信用社的資質水平也較接近。

　　相比之下，江蘇的十家城商行資質要參差得多，蘇南的城商行股東擔心“為蘇北城商行背包袱”。理想的“龍頭行”——南京市商業銀行(現改名為南京銀行)因籌劃上市及引入巴黎銀行作為戰略投資者，從重組框架中獨立出來。如果以蘇州、南通或無錫某一家城商行為依托，不但難以服眾，也可能失去省政府的全力支持。于是，新設合并的方式浮出水面。

　　重組最大的問題在于鹽城等六家城市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如何彌補。經清產核資和資產評估，這六家城市商業銀行共需彌補預期資產損失準備缺口25.43億元。在江蘇省政府的協調下，這筆壞賬由江蘇省政府、相關市政府和新成立的江蘇銀行共同承擔。

　　具體而言，除了2006年12月初首批到位的2億元江蘇省財政資金，其余23.43億元不良資產打包轉讓給江蘇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下稱江蘇國投)，由江蘇國投發行專項的五年期信托產品，并由江蘇省農村信用聯社以原額承購。

　　這23.43億元信托計劃中，8億元由江蘇省財政分年度支付，其余15.43億元由江蘇省政府支持通過剝離資產清收等途徑回購解決，信托產品的利息由鹽城等五家凈資產為負數的城市商業銀行所在地市級財政負責。2006年12月7日，江蘇國投23.43億元資產轉讓價款，分別劃撥給了鹽城等六家需彌補預期資產損失的城商行，令其財務報表粉飾一新。

　　在這個不良資產包中，最終15.43億元的清收風險尚難逆料，據稱最終將由江蘇銀行全資回購，而資金來源則非常復雜，包括實際回收的資產、江蘇銀行未來的部分收益，以及一些市級政府的財政補貼。

　　更重要的是，江蘇省政府還向中國銀監會出具了承諾函，確保省政府及有關市政府補虧資金籌措到位，并表示部分預期資產損失將由省政府支持江蘇銀行業務發展獲得的收益償還，這意味著這一信托產品的最終償付風險由省政府來承擔。

　　“江蘇銀行的這一信托計劃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資產證券化。由于地方政府不能直接發行債券，江蘇省的做法相當于將不良資產打包做成一個信托產品，定向發售給江蘇省農信聯社，江蘇國投在其中的角色則類似于投資銀行。”一位業內人士如是分析。

　　此項江蘇省政府主導的信托計劃的年預期收益率為4.2%，可根據市場利率變化，在一定幅度內浮動。

　　不過，在李魯寧看來，即便不考慮省政府政策支持因素，江蘇銀行自身也具有核銷上述不良貸款的能力。從模擬報表來看，在2006年底，江蘇銀行已經回購了2.6億元不良資產，并實現利潤7億元，如果按照33%的所得稅和5%的分紅比例扣除，它完全可以再回購0.7億元以上不良資產，這樣通過五年時間依靠自身力量化解上述不良資產亦非不可能。

　　引資兩步走

　　壞賬剝離之后，江蘇銀行的報表已殊為可觀。

　　截至2006年12月末，參與合并重組的十家城市商業銀行資產總額為1471.43億元，在全國城市商業銀行中僅次于上海銀行和北京銀行；其不良貸款余額20.76億元，較年初減少14.46億元；不良率2.44%，較年初下降2.29%；資本充足率約13%，比年初增加7.8個百分點。

　　在剝離壞賬的同時，按照滿足江蘇銀行開業三年內資本充足率達到8%以上的需要，江蘇銀行進行了增資擴股。參與重組的十家城商行原股東所持股份經清產核查后的折股出資金額為43.11億元，折合43.11億股。而按照最終確定為78.5億元的注冊資本，以每股1.2元的價格，需新募35.37億股。

　　在引資問題上，江蘇銀行選擇了兩步走的途徑。首次募股對象僅限于江蘇省內企業。李魯寧表示，“境外、省外投資者未被考慮的主要原因，是此次合并重組所涉及各城商行間的內部矛盾已不少，如此時再引入境外或省外投資者，很可能會增加矛盾。”不過，江蘇銀行的重組方案中明確，新銀行正式成立后還將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

　　募股結束后，江蘇國投共持有新發行股份9.1億股，占比11.6%，成為目前江蘇銀行第一大股東。第二大股東華泰證券持有6.37%，值得注意的是，這也是目前第一家參股銀行的證券公司。

　　江蘇銀行股東中民營資本持股比例超過了30%。據了解，江蘇省有關方面本希望江蘇銀行能像浙商銀行一樣吸收更多民營資本入股，亦曾接觸三胞集團、雨潤集團、蘇寧電器等省內知名民營企業，但未果。

　　接近江蘇銀監局的人士稱，這部分可歸因于江蘇省的民營企業“大的不強，強的不大”。知名大企業里，除了斯威特、太平洋建設等已深陷債務危機，其他大民企也對江蘇銀行的一條規定望而卻步——新股東需承諾不在江蘇銀行獲得授信，老股東則不得發生新增貸款。蘇南好民企數量雖多，但規模普遍不是很大，如股權比例小則不能在董事會中取得席位，其積極性亦受影響。

　　在某種程度上，江蘇省的做法與匯金公司對于國有銀行的重組思路如出一轍。但由于地方政府不能像中央政府那樣動用外匯儲備，這一信托模式帶來的融資效應已吸引了許多地方政府的目光。目前已有云南、山西、寧夏以及東北地區等城市商業銀行相關監管部門表示，對江蘇銀行重組經驗非常關注。對此，李魯寧認為，“每個地方的城市商業銀行有自己的特殊性，任何簡單的拷貝都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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