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中國銀行行長李禮輝

　　“外國銀行作為新進入的一種市場成分，它們所占的比重可能會逐步提高，中國的銀行包括中國銀行，所占的比重可能會降低，但業務總量不會減少，而且這個過程會促進我們的業務的提升。沒有競爭沒有壓力時我們總覺得自己很好，躺著不動人家也會上門來求我們。現在不是這種情況了，形勢在逼使我們進步。”

　　文/本刊駐香港記者 杜明明

　　對于李禮輝的評價，外界使用的詞匯是“學富力強”的新型管理者。今年54歲的李禮輝就任中國銀行行長已經整整兩年，這位金融學博士此前擔任海南省副省長兩年，擔任中國工商銀行副行長八年，還擔任過工商銀行駐新加坡首任首席代表。有著多起海外金融機構并購經驗(如收購香港友聯銀行組建香港工銀亞洲)，對今年中銀順利在香港和內地上市的功不可沒。

　　據北大光華管理學院記錄，有一年春節，七天假里，半天時間陪妻子女兒逛廟會，六天半用于學習。通常他提前1小時上班，延遲兩小時下班，總是在辦公室里把要讀的書讀完才走。

　　8月10日，李禮輝接受了《經濟》記者的采訪，就中國銀行在香港上市后的管理模式、競爭環境、業務發展等問題回答了記者的提問。這是自從中銀在今年上市后，李禮輝行長首次接受媒體采訪。

　　《經濟》：中國銀行上市后，管理模式跟國際接軌的力度和速度都大大加強了，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海外總是有人議論中銀的各級領導都是由國家任命的。這也是一個事實，請問在這種情況下，中小股東的利益如何保護？

　　李禮輝：其實，一家銀行只要建立起一套良好的法人治理機制，就既能夠保護大股東的利益，也能夠保護中小股東的利益。

　　從根本上說，大股東的利益和中小股東的利益是一致的。我自己覺得，從國有銀行這個角度說，大股東的利益和中小股東的利益沒有本質上的沖突。國家作為大股東，它不需要通過某個方面的控制來占有整個銀行的資源。對于國家這個大股東來說，你把中國銀行做好了，你的價值提高了，你才有可能提高所有股東的價值，所以從這個意義上，大股東與小股東的利益是一致的。我不認為國家作為大股東會跟中小投資者的利益有什么沖突。

　　其次，在機制上我們完全做了這方面的設計。最重要的，我們在公司的法人治理結構上做了很好的安排。在我們的董事會里，現在有四位獨立董事，其中三位獨立董事分別在董事會下擔任稽核委員會的主席、風險政策委員會的主席和關聯交易控制委員會的主席。稽核委員會是管理我們整個銀行是否符合企業的要求；風險管理委員會是對最重要的風險進行控制；關聯交易委員會是防止銀行與比較大的股東之間進行關聯交易，會不會違反有關規定，會不會損害小股東的利益。我們這幾位獨立董事都是國際上知名的人士。有一位原來是摩根士丹利的風險管理總監，另一位是原來的英國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銀行局的前局長，在國際上很有名。還有一位是梁定邦，當過香港聯交所的主席，大家都很熟悉了。這些獨立董事，按照國際慣例，在董事會里更大程度上必須代表小股東的利益，或者說代表小股東對我們銀行管理層的工作進行監督。所以我們這個體制的安排，就是要避免大股東違規操作。

　　第三，你們擔心的是，國家作為大股東，會不會指令中國銀行向誰貸款不向誰貸款？這一點，過去行政干預是存在的，我覺得現在已經不再存在了。我們現在的信貸決策、投資決策，都是我們銀行獨立自主來決定。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了解政府的政策、規劃和動態，他對整個宏觀經濟的評價和判斷，他可能要采取的宏觀調控措施，這些都是我們會關注的。我們也會跟地方政府加強合作，了解地方政府的哪些重點項目需要建設，有哪些企業需要兼并、整合、重組，我們從中尋找我們的業務機會。但這并不表明我們會聽他們的指揮，讓我們做什么不做什么。

　　《經濟》：根據WTO協議，年底外資銀行就要全面進入中國內地，可以做人民幣業務，外資銀行的客戶目標人群是高端客戶。而我覺得中國銀行的業務范圍相對于工行和農行也比較側重于中高端客戶，這樣外國銀行對中行的沖擊是不是會比較大？或者說中行是首當其沖地面臨外資銀行的沖擊？請問您將如何應對這種局面？

　　李禮輝：你說的沖擊其實不過是競爭，而這種競爭早幾年就開始了，它對中國所有的銀行其實都是一樣的。當然了，到今年年底，從法律上我們進入WTO的所謂保護期已經到了，國家對外資銀行進入內地開展業務，例如在幣種方面也不再有限制。但是外資銀行的競爭早已開始，中國銀行和其他銀行一些客戶已經分流了。

　　我們的優勢主要在于我們有很大的網絡，一萬個分行，低成本的分行，而外資銀行不可能在國內設這么多的分支機構。因為這么多機構用這么多人，對它們來說成本是很昂貴的。所以從這幾年已經可以看出來，外資銀行主要是選擇一些重點區域、重點城市以及它們認為中高端的客戶群體開展業務。所以未來對重點區域、對中高端客戶的競爭肯定是會越來越激烈的。這是個客觀存在。

　　我們要明白中國的中高端客戶需要的是什么。其實按嚴格的國際標準，中國過去沒有中高端客戶。中國的中高端客戶是隨著經濟的成長和進步，隨著中國經濟全球化程度的提高才形成的。在這個背景下，中國的中高端客戶需要的是集團化、全球化、多元化的服務。從這個意義上說，外國銀行有全球化的優勢，但是它在中國內地未必有這種廣泛的服務網絡，到什么時候它也是“外來戶”。當然中國銀行自己形成的一些集團客戶，它需要的是既能覆蓋國內又能走向世界的服務。外國銀行也不一定能滿足它的全面的需求，特別是在中國內地。對中國銀行來說，在目前我們也還不能滿足它們全面的要求。走出國門的時候，我們能在一定程度上滿足它的要求。這些客戶有的是我們通過工作找來的。

　　另外，在一些產品的設計方面，我們有些方面能夠滿足它的要求，有些不能夠滿足。這一點，我們通過股份制改造，通過上市，我們引進了戰略投資者，像蘇格蘭皇家銀行、瑞銀，它們的財務管理是做得很好的。它們有各自的優勢，我們希望與它們的合作，我們可以從它們那里得到最先進的技術和經驗。而且我們已經對外披露，我們跟蘇格蘭皇家銀行合作經營我們的信用卡等業務，還有其他方面的安排。這樣就能夠使我們的產品和服務、技術，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國際一流銀行的水平。再加上我們在本土區域上的優勢，我們是有競爭力的。

　　中國未來成長中的市場會是一個巨大的市場，外國銀行作為新進入的一種市場成分，它們所占的比重可能會逐步提高，中國的銀行包括中國銀行，所占的比重可能會降低，但業務總量不會減少，而且這個過程會促進我們的業務的進步。沒有競爭沒有壓力時我們總覺得自己很好，躺著不動人家也會上門來求我們。現在不是這種情況了，形勢在逼使我們進步，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應該更好地滿足客戶的需求。

　　《經濟》：對。現在匯豐銀行在北京很進取，它受限制，不能做人民幣業務，將來放開了，大家也許就會到那里去存款，因為服務好，保險系數高。我們在香港開的賬戶到內地匯豐分行，可以通過電子網絡直接免費從兩地電匯，十分方便省事。

　　李禮輝：將來匯豐肯定是一個競爭對手，但它一般在大城市活動。說到網絡服務，國外銀行的網絡安全也曾經出現過問題。這是個世界性的問題。

　　《經濟》：中銀在兩地上市時，您說過中銀今年的贏利目標是320億元，現在國家實行大力度的宏觀調控，這個贏利目標的實現會受到影響嗎？

　　李禮輝：你提了一個涉及敏感數據的問題。我現在只能說，對我們所確定的，以及我們所公布的目標我是有充分信心的。

　　《經濟》：您在海南省擔任過兩年副省長，做地方行政長官的的經歷對您現在的銀行家生涯又有什么影響？您擔任中國工商銀行副行長八年，成功收購香港友聯銀行，完成中國工商銀行亞洲分行的上市，您還擔任過工商銀行駐新加坡首任首席代表，這些海外的經歷對您的幫助大嗎？

　　李禮輝：當然。這些經歷有利于我銀行管理經驗的積累，任何銀行都不會把管理工作交給沒有經驗的人去做。對我自己來說，這些不同的經歷給了我各方面的經驗。比如在海南當副省長，作為一個行政官員，他對宏觀經濟，對社會情況，對各個領域之間的相互關系，會有更加深刻的了解。當這方面的經驗積累，在當了銀行行長后，會有助于加強對宏觀調控一些政策走勢的分析、判斷以及有關方面的把握。比如，我認為政府進行宏觀調控是必要的，這是為了保護經濟的整體健康發展，但是調控的力度不可能是過分的，否則也會損害經濟增長的速度，那樣我們可能會付出高失業率的代價，還會引起社會管理一些其他方面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當省長的經歷)使我能夠較好地理解宏觀調控措施，而且能夠判斷能夠做到什么程度。現在交通銀行、建設銀行等銀行的高層管理人員也有政府工作的經驗。這種經歷對一個大銀行的行長來說都是很重要的。

　　另外，在海外工作的經驗，更多地也涉及銀行業務兼并，涉及投資銀行，涉及資源配置，這些經驗對于中國銀行這樣一個國際化程度很高的銀行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是身歷其中，你感受不到資本市場對你是個什么要求。工銀亞洲是個很小的上市銀行，但它的結構和所提供的經驗，對于中國銀行在香港上市同樣是有益的。對我個人來說，這種經歷，使我對資本市場有了更深入、更直接的了解。

　　《經濟》：您認為中國銀行的主要優勢是什么？

　　李禮輝：中國銀行具有品牌的優勢。中國銀行是中國成立最早的一家銀行，走過了93年的漫長歷程，具有品牌的優勢；具有國際化的優勢，是國內國際化程度最高的一家銀行；具有多元化的業務經營優勢。中國銀行擁有全資附屬的投資銀行和保險公司，具有多元化業務的優勢；而且我們具有人才的優勢，有很多非常熟悉國際國內兩個市場金融業務的人才。因此我們會在競爭中更上一層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