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李利明 袁朝暉 北京報道

　　中國建設銀行16日否認隱瞞不良貸款，并稱這種說法是缺乏事實依據的。此前出版的《紐約時報》報道說，建行在上市前曾隱瞞了30億美元的不良貸款。

　　這篇題為《冷眼旁觀中國負擔沉重的銀行》的報道稱，一位建行的前職員因為堅持反映不良貸款“因言獲罪”，并在離開建行后“爆料”。不過建行有關人士則表示，這位前職員是因不能忠實履行職責而被解雇的。

　　建行2005年10月27日在香港上市，是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中最早完成上市的。也正因為如此，所謂的“隱瞞不良貸款事件”格外引人關注。本報先后采訪了建行相關人士、負責建行外部審計的畢馬威、主承銷商之一的中金公司和戰略投資者美國銀行，并且一直在聯系這位神秘的報料者。

　　隨著采訪的逐步深入，事實真相逐步清晰起來。

　　要害在于“隱瞞”而非“壞賬”

　　《紐約時報》援引匿名的前建行風險管理部資深顧問的消息說，建行曾在上市前向外部審計師有意隱瞞了30億美元的壞賬。根據《紐約時報》的描述，2004年7月間，這位前顧問曾在建行北京和天津的兩家分行調研，發現了這一情況，并向當時的行長張恩照和風險管理部門反映。

　　在報道刊出后，建行新聞發言人第一時間即聲明稱，所謂建設銀行發生過有意隱瞞不良貸款的說法是缺乏事實依據的。

　　一些業內人士也認為，這一說法是不合邏輯的，因為“向外部審計師隱瞞”等于說是“偷扒竊能手的錢包”。國際一流的會計師事務所，竟然能被銀行的兩家分行騙了？況且還有美國銀行的盡職調查。這顯然不太合常理。

　　建行有關人士認為，任何一家銀行對不良貸款的看法肯定有爭議，而且貸款質量也是動態變化的，事實上有的關注類貸款的質量會下滑，也有的會向上遷徙，不能否認會有新的不良貸款產生。問題的關鍵在于是否“有意隱瞞”。

　　建行風險管理部有關人士說，建行鼓勵客戶經理和風險經理對貸款分類有不同看法。但建行有一套較完整的機制來解決對分類的不同看法，一是制定了貸款分類必須遵守的分類標準和經過的五個步驟；二是有專門的人員對分類的過程和結果進行檢查；三是聘請外部審計師進行審計，由外部審計師來確定分類結果；四是董事會的審計委員會對畢馬威進行監督，監事會對審計結果也發表意見。

　　《紐約時報》的報道稱，對于建行前職員反映的情況，建行的外部審計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對此沒有做評論。

　　本報此后向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建行上市主承銷商之一的中金公司以及參與建行上市承銷工作的其他投行人士了解了情況和看法。上述各方均認為，出現這種“有意隱瞞”情況是不可能的，既然聘請國際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審計，就是為了防止被審計機構的有意隱瞞，特別是30億美元這樣的規模，要瞞過國際知名、經驗豐富的獨立會計師事務所，更是不可能的。建行上市還有摩根斯坦利的把關，摩根斯坦利是建行IPO的主承銷商，它也要為自己的聲譽負責。

　　《紐約時報》稱，這位建行前職員同時把舉報材料交給了美國銀行。美國銀行是建行的戰略投資者——持有建行8.52%股份并享有19.9%期權。美國銀行在參股建行之前也做了盡職調查，他們表示，相信自己的盡職調查。

　　中金公司的有關人士表示：“在我的了解中，海外投資人更關注的是公司治理結構，不良貸款已經是第二位了。不存在為了上市調整不良貸款的可能，邏輯上和實際工作中都是不可能存在的。更何況外部審計是不會冒這么大的風險的。在通往國際資本市場的過程中，建行經過的‘檢查’可以說是一道又一道，怎么可能允許造假的存在呢？”

　　建行上市前公布的招股說明書，先后披露了2002年末到2005年6月底的財務數據，都經過了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并出具了“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

　　是否“因言獲罪”

　　按照《紐約時報》的報道，這位建行前職員是因為堅持原則而“因言獲罪”，不過根據本報的調查，事實并非如此。

　　據建行方面的人士透露，作為海外專業人才引進建行的這位前職員，實際上是由于當時的主要領導人未經認真了解其過去就職情況就直接同意聘任，嚴重違反有關的制度和程序。

　　做出這一決定者正是時任建行行長的建行前任董事長張恩照。這位前職員也一度以張恩照私人顧問的身份自居。《紐約時報》的報道也說，他向張報告工作。不過建行稱：“這完全是不存在的。”

　　建行的聲明稱：“該前員工在本行工作期間，不能忠實履行職責，經常違反本行紀律規定，多次向管理層提出不合理的升職和加薪要求，并出具過蓋有一家并不存在的醫療機構公章的病假證明。本行還有其編造事實進行訛詐的相當多的證據。”

　　該前職員給建行管理層的信件和郵件顯示，所謂兩分行隱瞞不良貸款的事情，在此后兩年中，還曾多次出現在他發給建行負責人要求給予他升職及加薪的信函和郵件中。

　　他向《紐約時報》報料，也是與他所提出不合理的升職和加薪要求未被接受之后。

　　2006年7月，建行正式與其解除了勞動合同。

　　在整個事件過程中，建行一直沒有披露這位前職員的姓名。建行新聞發言人稱，對于內部的管理事務及該員工的個人信息，建行還是本著“以人為本”的原則，因而一直沒有將其公布于眾。

　　歷史包袱與現實挑戰

　　在《紐約時報》的報道中，建行前職員提供的建行隱瞞歷史上的不良貸款的報料與業內人士對于中國銀行業的不良貸款將大規模出現的擔憂被放在了一起。但是在業內人士看來，這兩者沒有必然的聯系，也不是一回事。實際上，在今年上半年，還有另一種聲音，即不少人在探討國有銀行改革中國有資產是否被賤賣的問題。

　　《紐約時報》的報道中還提到，外國專家看不懂，為什么建行的不良貸款率從2002年到2004年下降得那么快？根據建行公布的財務報告，建行之所以在2003年末不良貸款大幅度下降，源于財務重組中的不良貸款處置，包括將1289億元可疑類貸款按照賬面價值的50%出售給信達資產管理公司，以及利用原有的資本金和2003年的盈利消化了包括568.98億元信貸資產損失(損失類貸款)在內的共850.45億元不良資產損失。事實上，從1998年對建行的第一次注資、1999年的不良貸款第一次剝離，到2003年底的第二次注資和不良貸款剝離，中國政府為建行投入了大約4600億元。

　　工行和中行也是如此，兩行的不良貸款在股改之后大規模下降，主要來自財務重組，來自不良貸款的剝離——從2003年末開始，中行剝離和核銷了2561億元不良貸款，工行剝離和核銷了6490億元不良貸款。三家國有銀行通過政府幫助減少了將近1.1萬億元不良貸款。根據銀監會公布的數據，到今年9月底，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余額是10558.1億元，與股改之前國有銀行的20070億元不良貸款相比，減少的9500多億元主要是因為剝離所致。

　　《紐約時報》還引述了央行副行長吳曉靈對不良貨款的擔心。業內人士稱，事實上，中國幾乎所有的銀行家和投資者都在呼吁，防止國有銀行股改后不良貸款的反彈，問題在于，這并不等于說“有意隱瞞”。

　　央行和銀監會公布的數據顯示，把不良貸款剝離因素還原，從國有銀行股改前夕的2003年底到今年9月底，在不到三年的時間里，國有銀行不良貸款實際上增加了1500多億元，除去農行增加的300多億元以外，三家股改銀行增加了1200億元左右，雖然上述銀行的新增貸款不良率僅在3%左右。截止到2006年上半年的不良貸款情況，都已經在這三家銀行的半年報和招股說明書中有詳細披露。

　　同時，在周小川和劉明康等中國國有銀行改革的決策者看來，國有銀行之所以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希望通過從戰略投資者那里引進先進的風險管理和內控技術，從而提升國有銀行自身的能力，減少不良貸款的產生。

　　“國家注資后對銀行的公司治理結構和不良貸款問題都很關注，如果說現在海外投資人對不良貸款問題還關注的話，他們更關心新增的不良貸款是否會增加，但在最近一年的時間中，這種擔心也逐步減弱了”，中金公司參與建行承銷的人士說。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