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楊純

　　在銀行消費信貸的合同上，明明寫著借款人購買的是一輛奔馳車，而且貸款也是按奔馳車的購進價格放出去的，但為什么貸款人只得到了一輛價格低得多的帕薩特？汽車消費信貸(以下簡稱車貸)與銀行對實業(yè)企業(yè)的生產性貸款承諾之間有何關聯？500萬元的銀行融資承諾到底是真是假？看似無關的問題，卻由一起車貸合同糾紛案，產生了聯系。

　　7月底，《財經時報》記者來到北京市密云縣一家牧業(yè)發(fā)展公司的養(yǎng)牛場，這個規(guī)模為300頭牛的養(yǎng)牛場空曠寂靜，除了幾頭瘦牛若無旁人地吃草，看不到一個人。牛場主朱峰說，由于銀行承諾的貸款一直沒到位，買不了牛，所以牛場的基礎設施不得不閑置。

　　朱峰正是這起車貸糾紛案中的被告之一，將其推上法庭的，是C銀行北京D支行。

　　一輛帕薩特被判還款107萬

　　“今年4月13日，法院判我借款違約，解除了我與C銀行D支行的車貸合同，并要求在15天以內，償還借款本金97萬元，加上利息、罰息和復利10萬多元，總共是107萬元。”朱峰將一份民事判決書展示給《財經時報》。

　　這份判決書認定：朱峰與C銀行D支行所簽《汽車消費借款合同》依法成立，朱未按合同償還銀行貸款本息，“行為已構成違約，理應承擔違約責任”。

　　這是朱無論如何也無法接受的結果。他告訴記者，2003年7月，他在“銀行工作人員”吉某的誘導下，在名為《C銀行北京分行汽車消費借款合同》的空白合同上(已經蓋有C銀行印章)，簽下了自己的名字，其他項目均由銀行代填，自己不知詳情，至于何時構成了貸款行為、貸了多少、該何時還款、還多少，更是毫不知情。

　　記者輾轉拿到了這份合同，其中的貸款額、期限、用途、貸款利率及利息等約定條目，均為手工填寫；貸款的發(fā)放、還款、債權擔保以及違約責任等事項，均打印完整。朱所說的“空白合同”，是一份典型的格式化合同。

　　朱峰認為，這100萬元的購車貸款合同雖出于自己之手，但貸款款項卻被劃入承擔擔保責任的一家公司——華夏物行有限公司(簡稱華夏公司)的賬戶上，自己并未拿到，并且其實際所得的車輛，只是價值22.8萬元的帕薩特，而非貸款合同中約定的價值140萬元的奔馳，自己根本不該承擔違約責任。

　　為何簽訂這樣的合同？朱峰的解釋是，銀行此前對他有過承諾：只要鑒定了這筆車貸合同，銀行就能為其養(yǎng)牛場貸款500萬元(據稱，這500萬元的貸款同樣是以車貸的名義)。不過，C銀行D支行對此堅決否認。既不承認吉某是其工作人員，也不承認銀行曾有過這樣的承諾。

　　朱峰深感受騙。目前他已經提出上訴。他認為，銀行并未對其發(fā)放過貸款，請求法院駁回C銀行D支行的訴訟請求。與此同時，朱還以“吉某涉嫌詐騙”為由，向當地公安機關報案。4月11日，警方立案偵查。

　　一起民事借款糾紛引發(fā)了刑事立案，現在形勢愈演愈烈，由此又糾出3年前的老賬：銀行承諾，以車貸方式，為朱的養(yǎng)牛場提供500萬元貸款。

　　500萬元的承諾書

　　其實，在一審過程中，朱即以銀行違背融資承諾為由提出反訴。朱稱，由于銀行違約，未兌現貸款500萬元的融資承諾，導致其300頭牛的經營規(guī)劃無法達成，養(yǎng)牛場基礎設施閑置，造成約10萬元的經濟損失，并請求法院判令銀行賠償。

　　朱峰之所以理直氣壯，是因為他手中有一份蓋有C銀行印章的承諾書，該印章印文為“C銀行北京分行D支行個人借款合同專用章”。朱稱，該承諾書正是由吉某出具的。

　　這份承諾書寫道：為幫助朱峰(甲方)購牛資金周轉不足，本行(C銀行D支行)承諾為甲方提供貸款五百萬元(以汽車消費借款方式)，利息25%，一次性扣清，免交首付款，如出現問題，雙方協商解決。日期：2003年7月26日，經辦人：吉來祥。

　　然而，經公安部物證鑒定中心鑒定，認定該承諾書上的銀行印章，“不是由印章直接蓋印而成”。

　　“吉來祥說他是銀行的人，承諾能貸款，手里又拿著蓋了銀行公章的合同；我當時只想給牛場融資，沒想貸款買車。但他說，必須弄個車，先簽100萬的車貸合同，其余400萬后續(xù)到位。我相信了，沒想到卻是個套。”朱憤憤地說。

　　借款人實際拿到的車輛，比車貸合同中所標明車輛價值低得多。但是，借款人必須按合同中所規(guī)定的、高價車的貸款金額還貸。這就是朱峰所說的“套”。他懷疑，C銀行和華夏公司在聯手轉移這筆貸款的差額資金。據了解，C銀行當時的確與“華夏公司”合作，開展“大零”車貸業(yè)務(后華夏公司證實，是葉博冒用公司名義所為)。所謂“大零”車貸，指的是“零”首付，同時無需出示購車稅費、保險等相關手續(xù)，即可獲借的汽車消費貸款業(yè)務。

　　據朱介紹，事實上，簽了合同沒幾天，吉來祥就送來了一輛帕薩特。這輛車不但上好了牌照，而且按規(guī)完稅，購車憑證一應俱全，連車主的名字也落上了朱峰。但令朱峰納悶的是，其的養(yǎng)牛場賬戶上卻一直不見銀行貸款入賬，而且此后，貸款之事也再無音信。

　　由于養(yǎng)牛場急需資金，2003年8月到2004年2月間，朱曾多次找C銀行D支行交涉，但銀行方面均以“擔保方華夏公司出了問題”為由，表示無法繼續(xù)放款。

　　于是，朱峰只好就此作罷。可沒想到，事隔1年多，銀行突然以“未按合同歸還貸款”為由，將其告上法庭。

　　擔保方不認擔保責任

　　此時，華夏公司成了眾矢之的。

　　按照前述“合同”，華夏公司作為擔保方(丙方)對朱的借款行為提供“不可撤銷的連帶責任的擔保”，并為此出具《汽車消費貸款不可撤銷的擔保函》。但朱峰表示，與之聯系的是吉來祥，而從未見過華夏公司的工作人員，對該公司也毫無了解。

　　按照一審判決，作為第二被告，華夏公司應對朱峰借款本金及利息、罰金和復利承擔連帶責任。但實際上，華夏公司在一審過程中并未出庭，僅以書面告知，其未與C銀行D支行合作開展過車貸業(yè)務，所做的擔保全系公司原副總經理葉博個人所為，與公司無關。

　　華夏公司的理由是：葉博當時雖為公司所聘的副總經理，但公司從未授權葉博與銀行簽訂車貸合作協議，公司法人的授權委托書以及所有相關合同，均系葉博私刻公章、私自簽訂。同時，銀行發(fā)放貸款全部打入葉博冒用公司名義開設的賬戶中，公司對資金的往來也不知情。

　　華夏方面給出的證據是：公司公章已于2003年3月28日在《華夏時報》上聲明作廢，并于2003年3月31日，在公安機關批準后，重新刻制了直徑分別為42mm和30mm的公司公章和財務章，一直使用至今，而再無其他印章；《C銀行北京分行汽車消費借款合同》中的華夏公司公章，尺寸大于真公章尺寸，系葉博私刻；另外，在銀行提供的購車發(fā)票上，蓋的是華夏公司“合同專用章”，而華夏公司根本沒有此章，“顯然也是葉博私刻”。

　　查閱2003年3月28日的《華夏時報》，記者找到了華夏公司的聲明，而對比《C銀行北京分行汽車消費借款合同》中所蓋公章，記者發(fā)現，其尺寸確實比華夏公司提供的真公章尺寸要大。

　　大部分被C銀行起訴的借款人告訴記者，他們手中根本沒有與銀行簽訂的借款合同，只有一些購車發(fā)票和完稅憑證。朱峰表示，這就是大多數人不敢上訴的根本原因，“他們怕被認為是葉博的同伙”。在借款人與銀行的合同上，全都赫然簽有葉博的名字。

　　華夏公司還稱，車貸應該專款專用，而葉博造假所開展的車貸業(yè)務，有一部份并未用于給借款人購車，屬于違規(guī)。因此，即便葉博的手續(xù)合法，華夏公司也不該承擔擔保責任。

　　據知情人士介紹，C銀行D支行現在還保留著一套由葉博偽造手續(xù)，及與之簽訂的開展車貸業(yè)務的合作協議書。但幾經努力，記者未能獲得相關資料。

　　據稱，葉博和吉來祥兩個人已經不知去向。同時記者了解到，2004年3月16日，華夏公司法人代表以“該單位原副總經理偽造授權書、私刻公章開展汽車分期付款業(yè)務，現有700余萬元未還”為由報案。公安機關已經受理，但立案與否，不得而知。

　　由此，葉博偽造華夏公司手續(xù)與銀行開展汽車貸款的真相浮出水面。隨即，朱峰等一批債務人，則被C銀行D支行告上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