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獲悉，2006年6月1日起，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和交通銀行開始對銀行卡ATM跨行查詢收取每筆0.3元費用。次日，全國人大代表黃細花就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緊急建議，要求暫停此項收費。隨后，全國人大常委會回函稱，該建議已轉交銀監會、發改委、審計署研究辦理。但還沒等上述三部門給出正式意見，上海市民鄧維捷就已將跨行查詢收費一事訴至法院。中新社發 井韋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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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消息稱，央行、銀監會已經開會討論跨行查詢收費事件，但“上海市民鄧維捷訴跨行查詢收費案”的代理律師吳冬接受記者采訪時對案件的進展并不感到樂觀。他擔心這起公益訴訟會再次只成為“私益訴訟”：“央行、銀監會的介入最好的結果可能是暫停收費，舉行聽證會。但這對于事情的徹底解決到底有多少幫助還是未知數。而從公益訴訟的角度看，跨行查詢收費的暫停由行政渠道解決和由司法渠道解決完全是兩回事。”

　　“目前中國公益訴訟的現狀并不樂觀。很多公益訴訟僅僅停留在新聞炒作的層面�！比珖�律師協會憲法和人權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陳有西評價說。

　　集團訴訟欲告難成

　　上海市民鄧維捷訴交通、工商、建設三家銀行及中國銀聯跨行查詢收費案日前由上海徐匯區法院正式受理。

　　“跨行查詢收費案”主角鄧維捷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她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到這一訴訟案中來。一個人面對一個

　　“但我會堅持下去。因為這涉及的并非是個人的蠅頭小利，而是一個大的原則。案件關系到我對整個社會的觀感�！编嚲S捷說。

　　而吳冬則稱，近日他接到了不少市民的來電，要求加入該訴訟。但他表示，這種集團訴訟雖然有法律依據，但在司法實踐中可能性極小。在中國，司法實踐中集團訴訟的先例屈指可數。吳冬說："鄧維捷訴跨行查詢收費案雖然代表了一大批人的利益，但根據中國法律，訴訟主體必須是案件的直接利益相關人或訴訟標的是同一種類的，鄧維捷無法直接代表所有受同類損害的人提起訴訟。"

　　據他介紹，“跨行查詢收費案”要轉為集團訴訟必須同時滿足三個條件：一是已有至少十名以上當事人向法院提起訴訟，且與鄧維捷有基本相同的訴訟請求；二是當事人持有至少是這三家銀行之一的銀行卡；三是至少在這三家銀行之一的ATM機上進行過跨行查詢。

　　只有滿足了上述條件，法院才可以發出公告，說明案件情況和訴訟請求，通知權利人(也就是進行過跨行查詢的儲戶)在一定期間內向人民法院進行登記，以后法院作出的判決、裁定，對參加登記的全體權利人發生效力。未參加登記的權利人在訴訟時效期間提起訴訟的，適用該判決、裁定�！斑@才是真正轉為集團訴訟。但從目前情況看，跨行查詢收費案擴張原告群體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眳嵌�說。

　　公益訴求前景黯淡

　　除了要求賠償損失外，鄧維捷在跨行查詢收費案中提起的訴訟請求還有要求銀行和銀聯停止侵害，取消跨行查詢收費。

　　“‘停止侵害’是這個案件中最有價值的部分，但我對法院能否認同這一請求沒有把握�！睂τ谶@項公益性訴訟請求，案件代理人吳冬顯得并無多大信心。

　　作為一名主攻商法、合同法的律師，吳冬曾經代理過十余起包含公益性質的訴訟案件，但這些案件以敗訴告終居多。

　　吳冬曾經代理過“中行上海市淮海支行儲蓄合同糾紛”案。在該案中，上海市民林剛發現中行在外幣定期存款業務中角、分不計利息，遂向上海某法院提起對中國銀行的民事訴訟和對人民銀行上海分行的行政訴訟，但都沒有勝訴。法院以人行有相關內部規定為由駁回了訴訟請求。在吳冬曾經接手并已勝訴的案件中，一些涉及規則或規定問題的解決也不是通過法律途徑實現的。

　　2003年，吳冬代理了著名的“跑錯機場案”：由于機票上沒有用中文標明出發地為上海浦東機場，消費者楊女士誤以為應在上海虹橋機場登機，結果延誤了旅程。審理此案的上海市徐匯區法院判決稱，航空公司應承擔過錯賠償責任。但對于是否應在機票上標明中文出發地，法院認為與原告并無直接利害關系，不屬于案件處理范圍�！霸摪钢鲗彿ü俪鲇诟叨鹊纳鐣�責任感，給國家民航總局發了一份司法建議，讓問題得到了解決。但這已將問題的解決依托于法官與行政主管單位的善意，脫離了司法的范疇�！眳嵌�說。

　　“由于有全國人大代表的上書和訴訟案引發的反響，央行、銀監會已經介入到事件之中，跨行查詢收費或會生變。但問題的解決到底是要通過行政手段還是通過司法手段，這是一個思想觀念上的問題，亟須厘清�！标愑形髡f。

　　公益訴訟舉步維艱

　　“一個公益案件，無論是多么轟動一時，如果法院只判決賠償受侵害方幾元錢，而不是判決被告停止對社會公眾的持續侵權的話，那么，這個案件就只有個案意義，而不是一個典型意義的公益訴訟�！眳嵌瑢Α翱缧胁樵兪召M案”的未來表示擔憂。他這種擔憂是有事實依據的。在公益訴訟方面，近年來中國雖然已經邁出重要一步，但由于種種因素的限制，不少這類訴訟的結果卻并不樂觀。

　　“公益訴訟有三大攔路虎�！标愑形髟谡劶肮�益訴訟現狀時評價道。

　　首當其沖的是對當事人的界定問題。中國訴訟法認為“直接利益相關人”才有權起訴，而且不能“代位主張”，當事人無權對同類他人的權益提出代位主張，這導致了受害人沒有提起訴訟或者很難確定受害人的情況下，公共利益難以得到保障，同時也帶來法律資源的浪費和對侵權方震懾、約束的乏力。

　　其次是執法指導思想問題。目前法院對公益性案件往往采取個案式判決，而缺乏對訴訟背后深層次問題的考量，這導致案件判決偏離訴訟價值，被告違約成本低，原告聲張權利的成本高，無法對侵權行為進行有效制約。

　　第三是缺乏公益訴訟的制度動力，由于公益訴訟往往牽涉大量人力、物力、財力，個體無法承擔，因而需要適當鼓勵社會團體參與，同時，對社會個體的公益訴訟進行經濟激勵也是必要的�！澳壳埃�《民事訴訟法》的修改建議稿已經將部分內容納入了視野，但還有相當一些涉及立法的制度性問題還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标愑形髡f。

　　(稿件來源：經濟參考報，作者：蔡國兆 楊金志)